漫谈“家”——一位大学教师笔下的家文化

　　古语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言揭示了善行积累与家族福泽延绵之间的深刻关联。积德行善之家，其恩惠不仅泽被当世，更能荫庇子孙；反之，若行不善，则会给后代埋下祸根。这一理念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鲜明的因果关系思维和代际传承价值观，其核心要义在于劝人向善。
　　善，究其根本，乃是仁爱之心、利他之举。元代郑太和在《郑氏规范》中指出“人家盛衰，皆系乎积善与积恶而已。”何谓积善？“居家则孝悌，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何谓积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尅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在郑太和看来，“济人”即是善，“欺心”即是恶。清代高拱京《高氏塾铎》将“济人”分为两类，以钱财济人，是为“舍施”；不费钱财而能有益于人，是为“方便”。二者皆为善行。张习孔在《家训》中强调善的内在性，认为“为善不全在捐财，只要其心慈恻公平，有财无财一也。”怀有慈恻公平之心，本质便是善。
　　善行贵在真诚，而非矫饰伪善。《朱子家训》云：“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云间陆文定先生家训》亦称：“为善不求人知，求知非真为善。”曾国藩也说“为善最乐，在于不求人知”。可见，真正的善行无需张扬。明代《了凡四训》剖析了“善”的复杂性，认为“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因此必须分辨清楚。否则，善恶不明，即便心怀好意，也可能适得其反。清代冯班在《家戒》中也警示道“小人做恶事，只是见事不透；君子为善，只是看理透。看理不透，虽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之事”。这说明，行善不仅需要一颗善心，也要透彻理解“善”的内涵。
　　善行之道，包罗万千。《了凡四训》归纳了行善的十个方面：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爱惜物命。这些方面在传统家训家规中多有体现。南宋陆九韶《家制》主张家庭应在财力富余时，“周给邻族之贫弱者，贤士之困穷者，佃人之饥寒者，过往之无聊者”。明代高攀龙《家训》将“救难怜贫”和“少杀生命”视作行善的两大功课。清代陆一亭在《家庭讲话》中列举了“济人”的诸多事项，既有耗费钱财的，也有不费分文、只需举手之劳的。他强调不论富有抑或贫穷，人人皆可尽己所能，行济人之事。
　　善行在于日积月累，而非一时兴起、一曝十寒。《袁氏世范》认为某人多行不善，而子孙却能昌盛，往往是祖先积善深厚的缘故。倘若子孙不惜福，遗泽必然枯竭，待至罪恶深重，家族必然“大坏”。明代张永明在《张庄僖家训》中强调“积”字的重要性，认为“人有一二善，未必便有善报；人有一二恶，未必便有恶报”。但是，“今日作一善，明日作一善，积之不已，人钦神佑，福庆必来；今日作一不善，明日作一不善，积之不已，人怨神怒，祸殃必至”。陆一亭同样主张“日日行方便，时时发善心”，唯有如此，善德方能厚积。
　　“作善降祥，作恶降殃。”行善积德是修身保家的内在要求。《袁氏世范》认为人要随时自省，一旦觉察有不善之举，即应改过自新，以免酿成大祸。反之，见人作恶受苦，不思为戒、勉力行善，反而幸灾乐祸之人，必被“殄灭”。明代项乔《项氏家训》指出“凡天地间一应善事，皆所当为者也，非为即为是不善”。若行不善之事，“大则身亡家破，小则吃打坐牢，累及父母妻子”。冯班亦警示子孙“恶字一毫来不得”，否则，“不有人祸，必有天殃，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天网不疏，善恶有报。正是基于这种善恶因果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成为世代相传的良言，提醒世人谨言慎行。
　　乐善好施、积德行善，是古人的治家传统和处世智慧。善既是一种崇高的个人美德，更是一种化育万物、泽被子孙的力量，对涵养个人情操、促进家庭和睦、传递正能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意义。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