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荫下的阳光是筛过的。七月的烈日穿过层层叠叠的叶片，落到青石板上时，只剩些碎金似的光斑，像谁不经意撒了一把铜钱。我总爱把竹椅搬到树荫最密处，椅脚压住几片早落的槐叶，发出细微的脆响。蝉在头顶嘶鸣，却奇怪地不让人觉得吵闹，倒像是给寂静做的衬底——在这般光景里翻书，连纸页摩挲声都格外清晰。
　　这槐树是祖父年轻时栽的，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树皮沟壑纵横，我常把脸贴上去，嗅那股子带着苔藓味的凉意。树根隆起处形成天然的矮凳，祖父生前最爱坐在那儿抽旱烟。烟锅里的火光一明一灭，青烟袅袅上升，与槐花的香气混在一处，竟分不清哪缕是烟，哪缕是香。如今树根凳空了，我却总错觉那烟味还悬在空气里，混着书页的油墨香，成了夏日独有的气息。
　　我看的书杂，从《水浒传》到《十万个为什么》，统统堆在树下的藤箱里。书脊被晒得褪了色，书页边缘卷曲如浪，有几本还留着雨渍晕开的痕迹——那是去年夏天暴雨突至，我抢救不及留下的印记。母亲见了总要唠叨，说书该放在干燥处，我却觉得带着水痕的书页翻起来更有滋味，仿佛字里行间藏着雨声。
　　正午最热时，树荫会悄悄挪位。我跟着阴凉调整竹椅的位置，像向日葵追着太阳转。有回读《西游记》入了迷，没察觉阳光已爬上脚背，等脚踝火辣辣地疼起来，才发现凉鞋带已在皮肤上烙出两道红痕。母亲从灶屋出来看见，也不说话，只递来一碗冰镇的绿豆汤，碗底沉着两粒饱满的葡萄干。
　　树上的居民们对我这个常客早已习以为常。蚂蚁队伍绕过我的凉鞋，在椅腿处兵分两路；花大姐偶尔停驻书页，翅膀收拢时像枚别致的书签；最胆大的是那只松鼠，常蹲在矮枝上啃果子，渣子簌簌落在我肩头，像下了一阵温柔的雹子。有次它竟顺着我裤腿爬上来，小爪子搭在《昆虫记》的彩页上，黑豆似的眼睛盯着图画里的甲虫，须毛轻颤，仿佛真在思考法布尔的论述。
　　读书倦了，我便仰头看树叶间的光斑。千万片槐叶在风里翻飞，背面的银白与正面的翠绿交替闪现，整棵树成了巨大的万花筒。看得久了，眼前会浮现奇异的幻觉——那些光斑化作书里的字句，在视网膜上跳舞：“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睡意袭来时，书往往滑落在地，惊起几只正在文字间觅食的蚂蚁。
　　某个夏日午后，我在藤箱底层翻出本陌生的旧书。牛皮纸包着书皮，扉页上是祖父工整的毛笔字：“1965年夏于槐荫下读”。书页间夹着张发黄的照片：年轻的祖父坐在树根凳上，膝头摊开的正是这本《唐诗三百首》，身旁站着穿碎花裙的祖母，手搭在他肩头。照片背面写着：“是日小满，槐花初放。”我摩挲着照片，突然嗅到一缕若有若无的槐花香——原来那页正好是王维的《辛夷坞》，“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诗行间，还粘着半粒干瘪的花蕊。
　　黄昏的阅读最为珍贵。西晒的阳光变得柔和，把书页染成蜜色。蚊虫尚未出动，晚风先送来了井水泼洒院子的清凉气息。母亲这时常来树下纳鞋底，针线穿过千层布的声音，与我的翻书声一轻一重，竟成了奇妙的二重奏。她偶尔问我书中故事，我便把“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讲成“贾家小姐们比赛写春联”，将“拳打镇关西”说成“鲁达教训恶霸”。母亲听得入神，针脚便乱了分寸，在鞋底上留下歪扭的轨迹。
　　如今老槐树依然亭亭如盖，只是树下少了纳鞋底的身影，多了个捧着平板电脑的侄儿。他嫌树荫里信号弱，总想回屋连WiFi。我强行塞给他一本《西游记》，他翻了两页就嚷字太小。直到有只蝴蝶停驻书页，翅膀轻轻开合，鳞粉在阳光下闪着微光，他才安静下来，小心翼翼地伸出食指……
　　蝉声忽然大作。我合上膝头的旧书，发现树根凳上落了几朵早开的槐花。拾起一朵夹进书里，忽然明白祖父当年为何独爱在此读书——树荫会移动，书页会发黄，唯有翻动纸张时带起的微风，与头顶永恒的沙沙叶响，才是岁月最忠实的读者。它们年复一年地阅读着树下的故事：一个捧书的孩童如何长大，又如何老去，而槐花年复一年，落在不同代人的肩头，像一个个温柔的句读，标记着时光的诗行。

□林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