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人类以数千万生命的惨痛代价击溃法西斯势力,捍卫了文明底线,并在战争废墟上缔造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以期永绝战祸。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逆潮流而动,公然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妄言一出,举世哗然。这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向世界发出了极其危险、极其错误的信号。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在此7天前,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签字投降。两份沉甸甸的投降书,将日本侵略者的罪责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确认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铁证。台湾回归中国,正是这一秩序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侵略殖民台湾50年,其间罪行罄竹难书,是台湾历史最黑暗的一页。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将窃取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归还”二字,既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更是对法理地位的标定——台湾本属中国,日本窃而据之,理当归还。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随后加入,其中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明确“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这份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为台湾回归中国提供了不可动摇的法理依据。日本在投降书中明确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在台北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至此,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一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国际共识,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前提和基础。
高市之流的出现并非偶然
高市上台后不久,便公然发表一系列涉台谬论,创下日本战败以来作为日本领导人的多个恶劣“首次”: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些挑衅言论,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面对中方严正立场和国际社会广泛批评,高市不思悔改,竟试图借所谓“旧金山和约”,煽炒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所谓“旧金山和约”,是在排斥中苏等二战重要当事方的情况下,对日本单独媾和而发表的文件,违反1942年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禁止与敌国单独媾和的规定,也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无论从程序上还是效力上,都不具备对台湾主权归属作出处置的资格。
要看清高市言论的本质和危害,就必须追溯这一思想毒瘤的历史根源。
日本战败投降后,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本应接受彻底的清算。《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根本性转向——从削弱、去武装化转向扶植、重新武装。
在美国庇护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半途而废。原本以驱逐日本政界、经济界、言论界中军国主义分子为目标的“公职追放”政策被中止,大量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坛。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岸信介。这个曾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商工大臣、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关押的军国主义余孽,竟在“公职追放”解除后重返政界,并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还魂”的标志事件。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说:“战后的日本政治某种程度上是由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人确立,其影响延续至今。”
不彻底的清算,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空间。数十年来,这股势力从未停止为军国主义招魂、否认侵略历史、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图谋。
高市的如意算盘打得精细
在战后日本历史教育长期偏差所累积的认知扭曲达到临界点的“气候”下,在右翼势力裹挟日本政治生态演化蜕变的“土壤”中,一个妄图将复活军国主义推向明面的危险政客走向前台。
高市的右翼底色由来已久。她长期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等铁证如山的日军战争罪行,对日本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河野谈话”和就侵略历史道歉的“村山谈话”表达不满,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媒体还披露,她曾与新纳粹组织头目合影,并为以纳粹为榜样的《希特勒的选举战略》一书写推荐语。
高市长期抱有反华遏华思想,甚至伙同各种反华分裂势力打造小圈子。她以视频连线、窜访台湾等方式多次与台湾当局头面人物相互勾结,上台后以日本跨党派挺台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核心成员为“选才库”,启用大量“亲台派”政客。高市还伙同日本国会内支持“藏独”“东突”“蒙独”以及鼓吹“人权外交”的议员组织负责人,共同设立反华性质的“议员联盟”。
对于初登权力顶峰的高市而言,迎合右翼、制造对外紧张,是巩固其脆弱执政根基的捷径。当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元大幅贬值,民众生活负担加重,国债利率攀升,债务问题严重,社会不满情绪日益累积。在此背景下,挑唆外部矛盾以转移国内视线,是屡见不鲜的政客手法。这既是向党内右翼势力纳“投名状”,也是向国内民众制造“外部威胁”以转嫁执政危机的拙劣伎俩。
内有困局需转嫁,自认外有“靠山”可依附,高市的如意算盘打得精细。
多重因素作用下,高市毫不掩饰地高速推进其危险议程,上任不到一月就迈出安倍等之前右翼领导人都不敢迈出的一步:以在任首相身份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联,暗示对中国动武。同时,高市内阁推动大幅增加防卫费,提出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着手推进《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试图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暗示研发核动力潜艇,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桩桩件件,其目标昭然若揭,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日本的“重新武装”。
在历史和法理事实面前,高市不仅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收回谬论,反而变本加厉。这充分证明,其涉台言论绝非一时失言,而是蓄谋已久的公然叫嚣,是一贯政治企图的集中暴露。在日本有识之士看来,高市至少存在两个致命的误判。
其一,误判国际形势。日本《朝日新闻》社论尖锐指出,在美国努力稳定对华关系之时,高市缺乏“大局观”,严重损害日本外交利益。还有评论指出,高市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绑架美国为其冒险行为“买单”,不过是一场危险的政治豪赌。
其二,误判中国决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高市公开发出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应越的线,挑战中方核心利益,必然受到中方坚决回击。
“作为首相,却给国家带来危机。”日本资深政治家、众议员小泽一郎的批评,也道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忧虑。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