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武王的军事征伐，商纣王采取的自卫反击行动，可以看做是典型的救援失败案例。
　　周武王十二年，公元前1044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面对武王姬发的突然袭击，仓促间，商纣王紧急征调了京城周边奴隶和监狱中的犯人七十万人，组成临时军队仓促迎战。
　　从人数上，商朝的军队占有绝对的优势。武王仅率领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戎装将士四万五千人。对于崇尚武力又天生睿智的纣王来说，武王的行为算是以卵击石。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纣王至少有三项过人之处：天生力大无穷，可以徒手与野兽搏斗；天赋聪颖，口才卓越，有很强的煽动性；有超强的国家统治能力，在经济建设中又有他独到的思维和方式。
　　明代许仲琳的志怪小说《封神演义》中，在纣王的社稷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纣王身边依然有闻仲、箕子、费仲等能臣干吏的存在。即便是在武王起兵的关键时刻，瞬间能将七十万人组编为一支军队，可见纣王在组织能力、统筹能力和应变能力等方面，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社会统筹能力。
　　纵观先秦历史，夏桀和商纣有很多相近和共同之处，如为政不修、贪图安逸以及牝鸡司晨等。中国历来有红颜祸水的说法，以夏桀的妹喜、商纣的妲己为代表，反向来举证亡国之君昏庸好色的本质。
　　传说本身就是演义。无论是夏桀还是商纣王，都有着无比的自信。夏桀用太阳来比作自己，只有太阳消亡了，他才会消亡。而纣王更是不相信命运的人。西伯戡黎后，大臣祖伊惊慌失措地向纣王报告，说黎国作为商朝龙兴之地，现今已经被周国灭掉，这是上天的惩罚，也是断绝了商朝的气运。纣王则毫不介意，他说，命不在天，又何必担忧。
　　反观周武王所带领的西岐军队，尽管踌躇满志，但也没有攻必果、战必胜的信心。甚至在武王姬发率领大军渡过盟津的时候，还祈求上天将胜利的天平倾向大周。在武王的内心世界里，早已做好了失败的打算：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武王姬发之所以敢率军攻打商纣王，是因为他有着最起码的防御底线，即失败后可以退守西岐，凭借黄河和潼关天险保住自己的封地。作为国家战略防御的高级体现形式，以攻为守或者试探性攻击或许是武王的上佳选择。
　　历史几乎是重演。在商汤灭夏时，重臣伊尹也采取过相同手法。商王用了近二十年时间，采取分化瓦解的方式，将夏桀京畿周边的小国据为己有，对夏桀形成了战略性包围。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作出决定。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之时，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在伊尹的建议下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况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贡职”，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诸侯公开反抗。此时商汤见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才下令起兵征伐。
　　在商纣和夏桀的战略防御体系中，首先是错误地将国家安全保障放在邻国间联合抗敌和盟约的基础上。这样的做法，尽管在联盟初期可以有效地拉大战略防御纵深，但由于联盟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极其不稳定，随着条件变化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盟国的倒戈会瞬间造成战略纵深的消失，遥不可及、看似无关的危险源会瞬间来临。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武王伐纣最终形势出乎所有人预料，一夜之间七十万军队完全倒戈，瞬间就让商王朝土崩瓦解，纣王以鹿台自杀的悲剧完成了他作为“英雄”的最后展示。
　　传统认为，“小邦周”通过著名的牧野之战能一战而胜“大邑商”绝非偶然。周武王争取人心、翦商羽翼、乘虚进攻的谋略与商纣王缺乏警惕、毫无防范、多面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祸生肘腋”这个中国历史上耳熟能详的成语，事实上昭示着危险源的产生通常不是以“很暴力、很恐怖”的形式出现，更多的则是不经意甚至是主观上认为“不可能”或者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发生。武王和商王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和外交行为，都是对纣王和夏桀的风险累积，当量变到质变的时候，便是改朝易代的时候，也将开始对前者心理和生理最大的折磨。
　　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在迷信鬼神的时代，打破了君王永固的思想。除去历史和政治意义，两件征伐事件本身还为现代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带来巨大反思。
　　西汉刘向《说苑·敬慎》篇有云：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蚤豫。就是指祸生于安享的太平，太平的骄奢淫逸定会成为灾祸的本源，麻痹大意瞬间就是危险源的出现。
　　更为恐怖的是，当将危险源错误地判断为安全信号时，面临的必将是灭顶之灾。商纣王的错误就是在毫无应急预案和无兵源可用的情况下，强行将政权专制对象奴隶与罪犯配发武器哄上战场，成为他失败的直接原因。
　　现代应急管理是指相关机构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恢复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应用科学、技术、规划与管理等手段，来保障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前提只要有一项关注，失望的结局将不会发生。
　　纣王在缺失了制度保障、物资保障的前提下，没有采取任何有效防范措施。在饮鸩止渴般的奴隶上场倒戈后，直接造成了他的心里崩溃。用一个不确定因素去影响甚至希望更改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主观上的形而上学，并不能对任何一方产生本质影响，因此纣王之死也成为必然。如同要抢救一名落水者，偏偏却扔给他一块秤砣。
　　事实上，纣王还有另一种选择：逃离。从单纯生命的意义讲，纣王可以选择逃离他的驻地京师朝歌，图谋东山再起，也不失为上策。但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纣王不假思索就结束生命，显得过于草率，暴露出他心里承受能力此时已经完全崩溃。
　　在现代救援案例中，被救者本人的心理素质在漫长的施救过程中将起到关键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不可抗力等突发事件来临时，被困者的镇定自若或许将会迎来最佳救援时机。
　　或许，这是商纣和西岐战争故事给现代应急理念的又一点启发。

王清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