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嘉是唐高祖李渊的十一子，授潞州（今山西长治）刺史，封韩王，升潞州都督。后转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再改绛州（今山西新绛）刺史。
　　李元嘉的夫人房妃，是名相房玄龄的女儿，咸亨元年（670年）病逝于潞州。元嘉转任泽州刺史后，其子李譔（任通州刺史，封黄公），以有病辞离通州，也到了泽州，于永淳二年（683年）在泽州弥勒佛寺镌刻了摩崖碑，为房妃祈福。不久元嘉调任绛州，他们又于绛州的碧落观中，镌制道教的天尊像，在神像的背后刻了为房妃祈福的碑文。
　　绛州碧落观中的碑，后人称为《碧落碑》。泽州的摩崖石刻在金、元间毁于山火，因其内容与绛州碑相近，也称为《碧落碑》。碑的作者为李譔无疑。绛州的碧落观早已改为僧寺，现名龙兴寺。泽州的弥勒佛寺，现名为碧落寺。
　　从两处刻碑的时间来看，是在武则天临朝摄政的时候。武则天连续调动李元嘉的职位，显然为对李唐宗室加强控制。李元嘉是太宗李世民最信任的爱弟，是唐高宗李治的叔父辈。太宗薨，高宗病，武则天主政，这时在李唐宗室中以李元嘉最有威望。武则天妄图以武周王朝取代李唐，逐步控制和消灭李氏诸王，并且鼓励告密，重用酷吏，对反抗者实行了残酷的迫害。李元嘉看清了武则天的居心，他与其子李譔为房妃立碑祈福，实际是为李唐王朝的皇祚而祈祷。
　　立碑同时，他们积极活动，联络各地的李氏王公起兵反抗武则天。由于策划不周，越王李贞率先发兵，其他各王仓促之间未能及时响应，结果失败。李元嘉因此被逼自尽，李譔被处死。酷吏周兴在武则天纵容下，不断罗织罪名杀害皇族人士，唐朝李氏宗室不久即被灭除殆尽。这当然是一起政治斗争的案件，在武则天死后得到了平反。
　　现存于新绛的《碧落碑》，文字奇古，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成为一通千古名碑。但历来学者的研究着重于篆书的评论和古文字的辨析，对于碑文内容未曾深考，尤其没有人注重其中的法治文化方面的意义。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碑文内涵，从法治文化的意义上来看，有如下三点值得肯定。
　　其一，碑文说：“侸仪品以同焕，指乾坤而齐极。”大意是：树立法规礼仪，使之光辉四照，天地上下有望达到中和的理想。《汉书·兒宽传》说：“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天庆，垂万世之基。”碑文的树立仪品，意同“兼总条贯”；乾坤齐极，意同中和之极。可见树立礼法、达到中和这种政治法律思想，在中国古代影响十分深远。而这种政治法律观的基础，是道家的哲学。碑文开始的一段话便是阐述老子的“道之韫”，并引出黄帝和尧帝的典故，赞颂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其二，基于《碧落碑》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李唐宗室反抗武则天篡位的一篇隐蔽的宣言书。从思想根本上看，李元嘉、李譔是代表了贞观时期的开明政治的一方，是对武则天的酷吏政治的反抗，就这一点来说，应当肯定他们的斗争在历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武则天害怕她篡夺唐政遭到反对，厉行残酷的镇压手段，大兴冤狱，擢用了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为首的二十三个酷吏，造出了多种可怕的刑具。被诬陷者忍受不了酷刑，不得不认罪而求速死。来俊臣甚至编撰了《罗织经》，教他的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辩解。我国古代刑事法律中，缺少诉讼证据制度的规定，这为酷吏的淫刑滥杀留下了法律空档。武则天时代的臭名昭著的酷吏，无须证据、酷刑逼供的黑暗司法，始终是法治的大敌，是文明的大敌，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贻害无穷的毒瘤。在我们进入现代法治文明的今天，务必彻底地予以根绝。
　　其三，《碧落碑》作者李譔，是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血性、有骨气之人。碑文中反复表达其对于先妃的痛悼之情，既是他的情真意切的孝思，也饱含着家国悲愤和安定山河的愿望。他挺身反抗武则天，既为形势所迫，也是其志气使然，碑文中可以读出他的性情和人格。当年李汉（韩愈之婿）有感于世人只知《碧落碑》的文字，而李譔“忠节不显”，特意撰写了《黄公传》，赞叹道：“余讨史氏得譔之本末，乃一代忠烈者也。”看了李譔的事迹和他的忠烈气节，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也应该从中受到一些启迪。

摘自《山西法治史话》
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