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为后人追忆的几个“好时光”，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本文只谈与山西有关的“文景”时期的汉文帝——他至少是半个山西人。虽然祖籍江苏、生于长安（陕西），但他从8岁（7周岁）那年（公元前195年）春天封为代王，就离开首都到山西他的王国去了。王国的都城设在中都，属于太原，而太原属于西汉的代王国。到公元前179年（文帝前元元年）回到长安即皇帝位，在山西住了17年，那时他25岁（24周岁），他的一生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山西北部度过的。做了皇帝以后，他除了郊祀以外，几乎没有出过都城的大门，唯独对代地念念不忘，曾专门两次重返太原，看望那里的故臣，慰问早年的“群下”和父老，足见代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作为诸侯王，他的主要文化教育资源应该是三个方面：一是家族教育，皇族子弟的正统教育，二是他的外家即母亲舅父家族的教育；三是在代王国地区即山西北部民族融合区域的社会文化的影响。汉初，是一个重视“黄老”思想的时期，这是一种道家和法家融合的思想，这一思想强烈地主宰了汉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所以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独尊道家，那绝非司马谈个人之见，而是皇帝和外戚都一直特别重视的指导治国方略的纲领性的主流思想。文帝的母亲又出身低贱，高祖在她“一幸而得子”之后不再理她，所以高祖死后，她免除了吕后的迫害。她跟随儿子到了代王国，做了代王太后。在那场巨大的宫廷变动之后，可以想象，薄太后是如何教育文帝要为人低调、安分守己的。而苦寒的山西北部地区的生活环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激烈冲突，当地百姓的艰辛，也必定给了他极大的影响。文化思想的熏陶以及现实生活，包括宫廷内部残酷的斗争和百姓的苦难，铸就了一代谦虚谨慎、英明果决的帝王，他提倡简朴生活、重视法治、改善底层农民处境，真正开启了大汉帝国建设强大经济基础的时代。单就汉初法治建设而言，他做了四件大事。
　　第一，重视法治理念的确定。他刚刚即位的第二个月，就下令有关部门讨论一个问题：“法”是治理国家的正确途径，其作用一方面是“禁暴”，另一方面是“率善人”。问题是犯人判处以后，为什么要使其无罪的父母、妻子、同父母的兄弟连坐？明确地指出“朕甚不取”。有关的司法部门并没有因为皇帝已经说了“朕甚不取”而直接取消了“相坐”的律令，他们提出两点看法，百姓不能自治，所以才制定法律来禁止他们违反社会规矩，制定连坐法，目的是让老百姓打心里看重法律，亲属之间可以互相监督，此其一；其二是这种做法来源很古了，还是不改好。文帝说：“我听说法规恰当了，百姓才能诚实，罪行判得恰当了，百姓才能听从。况且管理和引导百姓向善的人，正是官吏啊。官吏既然不能起到引导作用，又用不合适的法律判犯人的罪，那就是用暴力来加害于百姓。那还有什么‘禁暴’的作用呢？”有关部门同意后，由他下令，解除了残酷的连坐法。
　　值得注意的是，文帝不是一上来就下指示或发命令，要解除连坐法，而是先从法理的角度，提出法律的作用，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最终的目的是引导百姓向善的——“禁暴”是为了“率善”。在司法部门（“有司”）的官员们讨论之后，大家一致认可据以制定法律条文的法理之前提下，撤销连坐法，这种做法比皇帝个人的命令更有民主意识，也是文帝大智慧的表现，可以最大限度调动法律官员的积极性。此乃“文景之治”最重要的经验。
　　还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对《史记》这一整段关于文帝废除连坐法的讲话，全部删除，只留了一句话“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向来论述“史汉异同”的论著，只注意到班固的简洁，司马迁的细致，但是对于两人繁简的思想文化背景都不在意。这是不能省略的重大问题：司马迁处在汉武帝前期，即思想界还是重视黄老思想的时期，而班固处于东汉儒家思想盛行的时期。班固显然对出于黄老思想的法家甚不以为然，从作者对待“法”的态度，可以看出两汉思想文化的区别。
　　第二，废除言论罪，提倡广开言路。文帝前元3年（公元前177年），在连续发生日食的情况下，文帝马上自责：“朕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为了挽救由于自己“不德”造成的损失，他下令：地方官员“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让全国各级官员思考他的过失，招聘“直言极谏”的人，到朝廷来做言官，专门来给朝廷（自然包括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知见思之所不及”），这类官员后来如唐代叫拾遗、补阙，这是在专门的监察机构（如御史）之外，可以直接监察皇帝和以皇帝为首的朝廷（中央政府）的各项工作及各项政令的。顺便又检讨自己不能罢除边疆的戍守军队（因自己不能以德收服远方的匈奴人，结束使百姓痛苦的兵役），那就解除皇宫的守卫部队（“卫将军军”），御用马匹只留下够用的数量，其余一律发往各处驿站使用。

李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