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案例“样板间”
　　在某公司从事安装工作的郭某某，一天在焊接钢梁时，不慎从高处坠落受伤，经诊断为腰锥压缩骨折、右跟骨骨折。医院为郭某某进行了跟骨骨折内固定术，某公司支付了郭某某的医疗费用。
　　事后，郭某某与公司就赔偿问题产生分歧，经多次协商未果，郭某某遂将其七旬母亲送到公司哭闹，导致该公司无法正常生产。公司报警后，派出所经调查认为，双方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不宜强制将郭某某母亲带离公司，遂启动警调对接机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将纠纷推送至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调解处理。

【调解过程】

　　调委会受理案件后，认真分析案情，认为要想让纠纷当事人理性解决问题，首先要说服郭某某将母亲从公司接走。郭某某陈述，因为公司态度恶劣，他才让母亲去公司“闹腾”。
　　面对郭某某的说辞和激愤情绪，调解员在安抚之后明确指出：将母亲送到公司“闹腾”，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派出所可以依法处理，只是为老人身体考虑，暂时没有处理，不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顾母亲的安危。并且，这样的行为已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一旦超出公司的容忍度，必然会要求赔偿，该损失可能远大于其工伤赔偿。在主张赔偿时，必须合法合理，不然会有理反变得无理。
　　经过调解员疏导，终于打消了郭某某以老人要挟公司“就范”的想法，回归到正常调解中。
　　调解员详细听取了郭某某和公司对事实经过的陈述，双方对郭某某因工作原因负伤、诊断治疗等情况无异议，公司没有为郭某某办理工伤保险，双方均不申请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主要分歧是伤残等级、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郭某某认为，自己达到了九级伤残，主张按人身损害和工伤保险待遇双倍赔偿，共应赔偿52万余元。公司代理人认为，郭某某最多达到十级伤残，只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主张人身损害赔偿无法律依据。并且，住院期间医疗费公司已全部支付，赔偿不应再包括一次性医疗补助金。郭某某工作不足1月，计算标准应按当地月平均缴费工资3548.4元，而不是约定工资5000元，综上只同意赔偿12万元。
　　根据双方陈述，调解员指出，职工发生工伤，依法应当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郭某某认为走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等程序时间太长；公司称虽然没有为郭某某办理工伤保险，但同意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赔偿，也同意不申请工伤认定。双方当事人表示完全清楚并承受不认定工伤的法律后果。
　　对于郭某某的伤残等级，调解员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提出参考意见：跟骨骨折内固定术为伤残九级，锥体压缩骨折为伤残九级，两个九级可晋升一级，综合考虑术后恢复，郭某某应为伤残八级。
　　关于赔偿数额，调解员逐一分析。调解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和《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估算出郭某某应获工伤保险待遇，供双方咨询时参考。工伤医疗待遇：医疗费应由某公司承担，住院期间费用公司已付清。停工留薪期待遇：根据《山西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分类目录》，结合郭某某伤情，停工留薪期至少8个月。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用人单位按月支付。公司所称郭某某治疗期间已支付生活费，停工留薪期待遇不再支付系认识错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八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公司所称郭某某住院期间医疗费已由公司支付，赔偿不应再包括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于法无据。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八级伤残为12个月的本人工资。初步估算，郭某某应获赔偿26万元，后续治疗费和伙食补助费等没有估算，月工资按约定5000元计算。
　　通过调解员逐项讲解，双方态度有很大转变，均表示会考虑调解员的建议。在调解员多次沟通劝导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咨询律师、仲裁员，均认识到对法律、政策理解有偏差，基本认可调解员的调解方案，但就赔偿数额仍有很大差距。郭某某表示，既然估算为26万元以上，他可以让步，但最低赔偿26万元。公司表示，金额过多，无法进行赔偿。调解员又采用“背对背”方式，从心理需求、维权成本等多角度引导当事人权衡利弊、换位思考，最终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协议，由公司一次性赔偿郭某某各项费用共计21.98万元。

【调解结果】

　　经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双方同意一次性解决本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不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等程序；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一次性赔偿郭某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所有赔偿项目的赔偿款21.98万元；郭某某住院期间治疗费和护工费用由公司承担，已付清；郭某某后续治疗费用自理；除本协议约定外，双方再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郭某某不得再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双方签订本协议后，公司当即一次性支付赔偿款21.98万元。
　　调解员事后回访，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调解员建议公司依法、及时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降低用工风险。

【案件点评】

　　在发生工伤事故时，劳动者多因缺乏维权意识、对工伤待遇、赔偿标准等相关知识不甚了解，用工单位通常利用优势地位，使赔偿数额远低于法定标准，造成劳动者权利受损。而劳动者一旦维权不畅，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获取赔偿，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本案中，调解员权衡利弊，坚持依法调解，在双方都不同意进行工伤鉴定的情况下，逐项罗列相关法律依据，用依法调解这把“金钥匙”打开双方的“矛盾锁”，确保了调解结果的公正、公平、合法。

　　本报记者郭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