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山西夏县人。他一生勤奋，著作等身，是继司马迁之后，在中华文苑升起的又一颗璀璨的巨星。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两巨著春兰秋菊，雄视千古；“两司马”双峰并峙，流誉天下。
　　《资治通鉴》中丰富的法治史料的阐述，闪烁着中国古代法治文化的光辉，本文从中择出几例予以浅议。
　　张释之办案，严格依法。《资治通鉴》第十四卷记述：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评议：汉文帝手下的张释之是个名不虚传的贤能之人，《资治通鉴》第十四卷记录了多件和他有关的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中一件事情说，张释之担任廷尉时，有一次，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个冒失之人从桥下跑出来，使文帝的御马受惊。这个冒失之人随即被侍卫拿下，并按文帝的意见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置。很快，张释之向文帝汇报了处理意见：“此人违犯清道戒严规定，应当处以罚金。”文帝对这个处理结果大失所望，火冒三丈：“这家伙直接惊吓御马，好在这马脾气温和，才没伤到龙体。犯下这么严重的事，廷尉却只判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公共的，这个案子依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判；如果按皇上的意思加重处罚，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既然交给廷尉办此案，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范，办案稍有倾斜，全国执法都会因此可轻可重，没有标准了。”文帝想了很久，最后认为：“廷尉说得对啊！”一个小百姓冒犯皇帝，皇帝因此动了真怒，张释之当然知道皇帝意图，可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法办事。司马光记述了这一事迹，正是对秉公执法精神的肯定和赞美。
　　梁统上疏：定不易之典。《资治通鉴》第四十三卷记述：太中大夫梁统上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以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经。高帝受命，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余皆率由旧章。至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
　　评议：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曾有过一次关于立法的讨论。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西汉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死罪减刑的有三十四件，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死罪减刑的有八十一件，其中有四十二件是亲手杀人的。从此以后，减刑成为惯例，所有人们轻率犯法，官吏轻视杀人，梁统认为，设置刑罚在于适中，不能偏轻，建议光武帝刘秀制定一部不容更改的法典。刘秀把梁统的意见交给公卿们讨论。光禄勋杜林认为法令太多导致有法不禁，有令不止，应沿袭原有的法令条文，不宜重新制定修改。梁统于是重申了自己的意见：“制定修改法典并不是要严刑酷法，刑罚应当适中，既不轻也不重。初元，建平年间，盗贼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刑罚不适中，导致人们轻视法律。”看来司马光是赞成梁统的意见的。刑罚宽纵，是对犯罪行为的宽容，它的代价，是对受害人进一步伤害，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防止宽纵自有其道理。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刑罚适中、定不易之典的原则，始终是应当遵循的。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吉瑞田
《山西法治报》社 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