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公元1515年—1588年),明代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安庆、汝宁知府,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等职。
王崇古是明朝有名的守边将领,自幼喜谈兵,知兵法,具有军事才能。当时南方沿海一带倭寇猖獗,王崇古即被充任常镇兵备副使,负责组织、协同常镇军民共同抗击倭寇。在数次交战中,他指挥得当,身先士卒,接连打了几次漂亮的大战,使得倭寇在常镇一带一度销声匿迹。事后论功,王崇古被擢为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王崇古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当时宁夏兵祸正炽,骁勇好战的北方部落经常南下侵扰,肆无忌惮,抄掠无虚。王崇古到任后,一方面对边塞险要地势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对边防事务进行大胆改革。他绘制地图,督修战守工事,做好边地战备防务工作;下放权力,要求抚臣用军法指挥战争,拟定作战方案;注意察敌情,纳降卒,瓦解敌人;改变战术,以攻为守,积极防御,主动出击,袭敌巢穴。经过一番改革,宁夏边军战斗力大增。同时,在多次交战中,王崇古运筹帷幄,御敌、诱敌、袭敌皆有调度,从而有效地拒敌于境外,使西北边防得以安宁。
西患消除,东患又起。活动于河套以东宣府、大同边塞一带的俺答部落,此时又强盛起来,他们不断侵扰、抄掠,甚至一度南下扰掠平遥、灵石、沁州等30多个州县,所经之地“荼毒极惨”。此时,以赵全为首的一群汉人助纣为虐,引导、协同俺答进攻大同,使明廷守边将士伤亡惨重,俺答更加恣意妄为,骚扰无度。而此时的山西边圉之臣,则大部分了无斗志,对艰危边防应对无策。如何御敌于国门之外,成为当时明廷最棘手的问题。于是调任王崇古为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军务总督,希望他大展英威,扭转不利局面。
王崇古上任后,便对当时边军的弊病和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以整饬军务为急任,大胆改革以往不合理的边防措施。首先,严整军纪,颁布禁令,禁止守边士卒随便出入边塞。其次,变被动为主动,派出大批有经验且熟悉蒙古情况的侦察人员深入敌方了解情况,刺探敌情,进而商讨对策。第三,改剿为抚,发布告示,号召陷入敌地的军民归来。经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虚弱的边境得到明显好转。他密切关注时局变化,一方面通过素质训练和严明纪律来有效改善军队态势,大大增强明军实力,以达到可威慑敌军的地步;另一方面希望能以战求和,加强同俺答的对话,达到平息边患,和解共处,边境永宁的目的。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九月,俺答汗的亲孙子把汉那吉因对俺答不满,秘密同其妻比吉、乳母丈夫阿力哥等十几骑投降了大同巡抚方逢时。方逢时当即将此消息秘密通知了总督王崇古。王崇古闻报后即以骑士五百人将把汉那吉一行迎入城中,并对其“慰藉至甚”。王、方二人商议后,一致认为应利用这一“投奔事件”,因势利导,以和来解决边乱问题。他们上疏朝廷提出:“俺答横行边塞凡五十年,咸制诸部,侵扰边圉。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此建议虽遭多方责难,但在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鼎力支持下,使穆宗皇帝接受了把汉那吉的受降,并封其为指挥使。俺答听闻后也大喜,并放弃了强攻救孙的计划。随即明廷派出使者规劝俺答以汉奸赵全作为交换其孙的条件。俺答遂将赵全等10余名汉奸献给明廷,以示诚心,并立誓不犯大同。至此,明廷既铲除了多年为患边疆的汉奸,又缓和了与俺答的矛盾。
王崇古认为,俺答屡屡侵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双方贡市不通,要想使边患永久宁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封贡互市。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二月,王崇古独上《确议封贡宜疏》,提出“一议封号,二定贡额,三议贡期,四立互市,五议抚赏,六议归降,七审经权,八戒狡饰”的贡市主张。穆宗几经权衡,采纳了王崇古的主张。同年三月,“俺答封贡”的互市协议正式达成。明朝允许蒙古各部族入贡,并在边境设置了互市场所。封贡互市不仅使边界贸易兴旺,也使俺答部落从中得利。因此,俺答心满意足,严格恪守和约,维护得来不易的和平局面。从此,边境遂安,直到明亡再没有发生过大的事端。
纵观王崇古一生,“身历七镇,勋著边陲”,可谓劳苦功高。他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和依法治事的观念,促成了明朝后期汉蒙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避免了许多流血冲突,在明后期的边境事务中功不可没,光耀史册。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
吉瑞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