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中院硬核操作帮19个家庭追回预付款

　　“之前我们担心极了，没想到最终能拿到培训机构的退费，多亏了咱们法官一次又一次耐心的调解！”近日，家长代表李先生握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申延艳的手感慨道。随着最后一份调解协议的签署，19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系列案得以圆满解决。当天，合议庭法官督促培训机构负责人当场交付退费款项，家长们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

预付消费踩雷
机构关门急坏家长

　　2022年，某教育培训机构收取了19名学员的高额培训费后，却因经营不善停课。家长集体起诉该机构，要求退还剩余费用共计21万余元。一审法院判令该机构退赔相关费用，但由于机构资金链断裂，实际经营困难，始终未予履行。家长们认为，该机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随后，家长们上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进入二审阶段。
　　由于本案涉及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案件确定由专门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少年法庭审理。副庭长陆智维接手该案后，认为退款难是预付式消费的争议热点，预付式消费更多发于教育培训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业，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应当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隐身”？
股东赖账跑不掉

　　法官们一一核对了家长们提供的课程缴费凭证、合同文本、聊天记录，对教育培训机构的财务情况进行了依法审查，并认真研判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发现该机构已资不抵债，且尚欠老师工资。该机构的股东未实缴出资，在诉讼后又通过0元转让股权的方式，试图逃避法律责任。
　　能够如此精准识别该机构财务账目中的伪装，得益于太原中院正在实施的财务调查员制度。太原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康向记者介绍了该制度：“财务调查员专业研究企业资产、负债、利润等问题，能辅助法官精准识别被执行人隐匿财产、抽逃出资、虚假出账、账外循环等行为，有助于法院高效透明执行案件。”至今，太原市两级法院已对145件案件进行了财务调查。
　　副庭长原俊婧认为，作为股东，明知机构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却在未实际缴纳出资的情况下，又以0元对价将股权转让。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对债务主体进行变更，且变更后的主体亦未补缴出资，导致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股东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合议庭研判后认为，有必要通知该机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到庭说明情况。

一张到庭令
“消失”的责任人现身

　　电话不接、开庭不来、调解不到……
　　“因案件审理需要，现通知你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请准时到庭，不得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如你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导致案件待证事实无法查清的，人民法院将作出不利于你方的认定，你方应依法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本人到庭令》关乎诉讼程序的公正推进，不可轻视，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未实缴出资的股东电话拉黑后，少年法庭的法官们决定上门张贴《当事人本人到庭令》。
　　太原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景铜柱介绍道，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出于各种原因不出庭，代理人对于案件事实不够了解，出现了法庭查“事”不见当事人、“局外人”盲目说理的怪象，影响了审判效率。针对这一现象，太原中院首创“当事人说事、代理人论理”庭审方式改革。当事人作为案件事实的亲历者，往往对案件事实有着最直接、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在案件事实争议较大，难以查清时，通过向当事人发出《当事人本人到庭令》，责令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做如实陈述，有利于法官准确全面了解案情始末，从而形成正确的内心确认，依法公正作出裁判。
　　收到到庭令，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终于到庭了。

背对背沟通
法与理“双向奔赴”

　　法庭上，家长们详细描述了预付课费、拖延退款等经历，而机构负责人和股东坦言营收锐减，资金周转困难，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资金链断裂，机构已停业许久。摸清了症结所在，法官们心里有了数，但想要化解纠纷，还得见面“开药方”。随后，法官再次组织了调解。
　　“要钱没有，要么让他们等我三年，等我东山再起再还钱。”股东不甘心道。
　　家长们更气愤：“我们交了钱三年了，几十万呐！现在孩子课没上成，钱拿不回来，还给我们画饼！”
　　气氛一时间变得十分紧张，调解工作陷入了僵局。面对涉案人数多、家长情绪激动、机构资金链断裂的复杂局面，法官们深知要化解矛盾，首先要让被告股东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面对机构股东，申延艳一针见血地说：“依照法律规定和本案情况，你们应当在未缴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真到了执行阶段，且不说失信、限高后你们不能乘坐高铁、飞机，就是现在你们子女上私立学校也是不符合规定的。”见他们的情绪有所缓和，申延艳给出建议：“你们尽力去筹钱，看能力范围内能还多少。”回到法庭，法官们又做起了家长们的工作：“我们调查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财产状况，机构资金链断裂也是现实情况。现在他们尽力去筹钱，咱们家长能否酌情降低一点退赔金额？”
　　“法官，从最开始拿到一纸空文，到你们一次次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调解，我们知道你们尽了最大努力，我们家长信任你们，同意降低退赔额！”最终，双方达成按实际课时折扣价退赔的折中方案，并现场签署协议。
　　从法庭到现场，从对抗到和解，这19起案件终于了结。

本报记者潘帅 通讯员薛思洋 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