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太原双塔寺的牡丹最是吸引游人的目光。不过，这里的盛景不只是牡丹，碑刻也是足观的，如明代晋藩所刻《宝贤堂帖》，天下驰名。此外，寺里还有吕坤立的一块名碑，碑在两塔之间的过殿内珍藏着，高约2.3米，下有仰覆莲花须弥座，适于平视观看碑身；碑无雕饰，无碑首，极朴素，其名“近溪隐君家训碑”，末书“万历辛卯山西按察使仲男吕坤刻石”。可知，近溪隐君是吕坤的父亲，其名为得胜，字寿官，号近溪。碑文则是极其平和的话，开首几句说：“存阴鸷心，干公道事，做老成人，把天理先放在头直上。”当今人们看了，也极其晓畅，更觉得通情达理。吕坤将其父写的家训刻在这里，想来是当时的双塔寺建成不久，盛景在前，游人如织。大家看景的同时，读到这样朴素通达的家训，也可引发心性上的淳化，真是用心良苦。
　　古代，游宦山西的官僚们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大多随着历史的烟云飘散了，吕坤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名宦。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很容易地查阅他的生平事迹，知道他是明代归德府宁陵（今属河南）人，字叔简，又字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吕坤的知名度高，他不仅做官好，还有许多著述，如《实政录》《去伪斋集》《阴符经注》《小儿语》《呻吟语》等等。其中最知名的要数《呻吟语》。它是可与明代《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量齐观的，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出版之前，已经有抄本流传在民间。中国古代的语录体著作中，《呻吟语》几乎是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的著作之一。吕坤的好友司农大夫刘景泽说，此书有“三益”：“医病者见子呻吟，起将死病；同病者见子呻吟，病各有病；未病者见子呻吟，谨未病然。”
　　吕坤38岁中进士，出仕第一站就是山西，任襄垣县知县，时在公元1574年。三年任内，兴利除弊，“必其功在地方，可以为后来者之模范云”（《襄垣县志》）。《明史·吕坤传》说他“为襄垣知县，有异政”。吕坤写的《乡约所记》中说：“万历甲戌，余筮宰襄垣，明年乙亥冬……乃移余大同。襄之民不以余为不肖，当速去也，胥惨惨动离思，既强余图之像矣（强烈要求留下画像）。行日大雪纷飞，泥途载道父老数百人，又强易余舄（强行给换了鞋子），相与震哭于堂署。乡先生觞余远郊，庠诸君濡衣淖履，拜余原野。远落僻寨之民，又相续执牒而伏于道左者，聚几（几乎）千人。”这段话记叙的是吕坤离开襄垣时，众人送别的情景，有乡绅提着酒壶来敬酒，有学生在雪中不顾衣湿鞋污来跪拜，连远僻乡村的村民都来了，举着祝颂的标语在路上聚了有近千人。如此壮观的叙别场面，正是当地百姓对其“异政”的肯定吧。到第二年襄垣为他修了纪念祠，接着又为他立了碑，因而吕坤感叹说：“民情之厚亦至此哉！”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吕坤到塞北大同任知县，一秉其为民兴利除弊的做派。据殷宪先生《吕坤的官铭》一文记载，吕坤在县署门口左右，立石刻铭。其左石云：“民饥饿而我粱肉，如茹荼茶；民寒而我绨裘，如披荆棘；民愁而我歌拍，如闻喑咽；民劳而我安闲，如在痌瘝（音统关，病痛）。既云父母，与儿女同甘共苦，若痛痒不相闻，此何异于路人？”其右石云：“强者横行，弱者吞声；众者群怒，孤者闭户；巧者多机，愚者受欺；富势者通情贿利，贫贱者丧气。是知有司圆软宽柔，善良之忧。天若无雷霆霜雪，万物不荣不结。”左石强调做官要关心民瘼，设身处地，既然称作父母官，就应该和儿女们同甘共苦，如果对他们的痛痒置若罔闻，那和无干系的过路人有什么区别？右石强调严刑峻法，维护社会公平。有钱有势者互相勾结，谋财获利，贫穷卑贱者灰心丧气，如果一味地讲仁慈宽容，对于善良的百姓就是一种祸害，好比自然界如果没有了雷霆霜雪，生物就不会发芽开花结果。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
张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