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左右两铭，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吕坤立了这碑铭，是给自己的官铭，也是同僚的规范，百姓监督的依据。
　　在大同任上，曾遇到有人命讼案，案犯利用其姻邻大绅的关系，向吕坤说情。吕坤坚决拒绝：“狱已成，不可反。”这正是对其刻铭于县署的实践。
　　之后，吕坤在朝中任职，又在山东、陕西为官，随后，又回到山西，任按察使，就在此时，在双塔寺里刻了其父的《家训》。多年的官宦生涯，没有磨去他的棱角，而是更加体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万历年间，朝廷对上党地区的潞绸催逼过甚，百姓不堪重负，吕坤时任巡抚，上述罢征。吕坤敢于在皇差上为百姓说话，正是他内心秉持正义，对民间疾苦深切的体会。光绪版《山西通志》记载：吕坤“旋升山西巡抚，正己率属，自藩臬及承差吏胥，皆有明职条约”是按照明确的规矩实行其吏治的。
　　吕坤做官二十余年，起于山西，在山西任职也最长，他对山西的惠政，我们应该牢记。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吕坤回京做官，先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都与执法相关。其时，万历皇帝已经不思理政，失却先期明锐勤政的作风，社会上危机四伏。吕坤正是当时清醒而敢言的官员。他上疏陈天下安危，首先就说：“今天下之势，乱想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遂列举种种弊端，这是导致国家乱象的由来。进而说：“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所以要从收拾人心做起。其直言用法者说道：“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废法，陛下犹以为轻，俱加大辟。然则，律例又安用乎？”“今陛下所闻，皆众人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闻矣。一人孤立万乘之上，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在他日。”如此犯颜直上，吕坤是冒着生命风险的，在他看来，抑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也是他峭直耿亮的秉性使然。好在万历皇帝还有一点雅量，吕坤的奏章好像猛拳打在棉花上，皇帝既不追究，也不理睬。吕坤无奈，上书说，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很快得到允准。
　　吕坤的峭直，在万历朝中与海瑞等相近，所以《明史》列传中，将海瑞、吕坤等列在一起。称赞吕坤曰：“指陈时政，炳炳凿凿，耿亮有足称者。”吕坤也在自撰的墓志铭里说：“君性峭直，不委婉，严毅，少温燠。”正是这份峭直的秉性，将其执政爱民的儒家理想和无私执法的思想尽情发挥，成为明代历史上一颗耀眼的星宿。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 宣
张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