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初春（2022年），北方仍然寒气逼人，南国已是丝丝春意。利用假期，笔者来到湘南衡阳，找寻王夫之踪迹。从衡阳县出发，一路曲曲弯弯，终于找到曲兰乡湘西村，夫之故居就坐落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赵朴初题的“湘西草堂”匾额，厅堂内挂着夫之的画像，像下是横幅“岳衡仰止”。左边是卧室，有床铺、被席、书桌笔墨等，右边为书房，陈列其著作，墙上挂着一些名家条屏、楹联等。院内有一株古藤，铁骨盘旋，蜿蜒上升，俗称藤龙，据说是王夫之手植。就是在这里，他潜修17年，写下800多万字的著作，成为一代大儒。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祖上出自太原王氏，元朝动乱时外迁，明初居湖南衡州。自幼跟随父兄读书，青年时参加反清起义，晚年隐居石船山著书立说，留有《读通鉴论》《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黄书》等，后世称之为船山先生。前半生处于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非常关注儒家文化的兴亡绝续，后半生选择隐居著述，潜心阐发传统政法之精义，寄希望于圣人之道未来再度发扬光大。
　　船山先生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善于从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视角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提出许多闪着智慧光芒的思想观点。
　　在哲学上，他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反对禁欲主义，批判朱程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均天下，反专制；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和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等。
　　在政治上，他主张以“夷夏大防”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观。他认为人们之间组成的政治组织，主要职责是保类卫群。
　　在法律上，他主张立法成就“一代之制”。在《读通鉴论》中云：“立法欲其彻乎贤不肖而俱可守，法不精研，而望人之能舍己从人也，亦不可得之数也。”良好的立法能成就一代之制，泽被天下千年。在立法中要处理法的常与变、简与繁的关系。他认为变化的法制背后存在不变的理，理是本，具体的法律是末，末可因时而变，本则不可变，是常。从性质上说“常”是大经大法，维持纲纪，移风易俗，实现知人安民的效果。在定法立制时，注意“常”，才能制定出利国利民的良善之法。用现在的话说，立法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制定好的法律。
　　同时，他主张法律去繁就简，认为繁密之法使得司法权力从天子之手转到吏胥之手，吏胥得以鱼肉百姓，繁密之法对君主和百姓皆有大害，唯一能从中渔利的是吏胥。而简易之法可以有效防止吏胥专权，可以增加法的确定性，可望实行宽仁之政。王夫之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对法律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刻阐述，极为难得。
　　他还提出成就“一代之制”的司法举措，如任法不如任道，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等司法观点。“任法不如任道”中的道是一种引导，通过上位者的表率发生作用，君王以仁民爱物之心对下实施教化，执简易之法以治不服教化的奸顽之徒，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惩治和教育相结合，才能达到治理社会的功效。各级官吏大多是能人，是联系于君民之间的纽带，因此，人君治国，官吏便成为关键。吏治好了，民不难治。“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亡。”阐述得非常深刻到位。要处理好“明慎”与“不留狱”的关系，“法密而天下受其荼毒，明慎而不知止，不如其不明而不慎也”。既要慎重定罪量刑，又要及时判决，不要久拖不决，造成囚犯滞狱。
　　王夫之先生气节亦可赞，为理想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他以明朝遗臣自居，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立说，晚年身体有病，生活困顿，连纸笔也要靠朋友接济。晚年时，清廷官员造访这位大学者，赠送吃穿用品，但其拒不接受，并写了一副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以表心迹。
　　船山先生的著述学说，清晚期在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大力倡导下，引起全国强烈反响。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价：“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毛泽东也深受船山先生思想的影响，曾说：“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个王夫之。”当代为弘扬王夫之的思想学说，当地政府在衡阳县内建立船山纪念馆，船山广场塑有铜像，南华大学设有船山学院。太原晋祠公园中保存有代表中国王氏宗祠的子乔祠，现在是海内外各地的王氏后裔寻根谒祖的圣地。在拜谒王氏宗祠时，我们也应该对王夫之这一位太原王氏后裔中的杰出人物给予纪念，当然也是山西法治文化历史研究中应当予以关注的一位重要的法治人物。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 宣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