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年，被两种声音裹得严严实实：家里昏暗灯光下，父亲织布机“哐当、哐当”的沉稳节拍；村头空地上，崩玉米豆那声震耳的“嘭”。一静一动，一内一外，织就了童年最浓的年味，也织进了时光里化不开的甜，四十多年后再忆起，依旧暖在心头。
　　我家十来口人，爷爷奶奶守老院，叔叔求学，三个姑姑正是爱俏的年纪，全家吃穿用度全压在父亲肩上。他是长子，早年辍学学了木工，闲时便守着织布机，把日子一针一梭织进土布经纬。腊月备年最忙，父亲白天挑豆腐赶集换钱，夜里就着仅能照亮方寸的15瓦电灯织布，常常熬到东方泛白。我半夜醒来，总见厢房的光映在窗纸上，父亲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双手抛梭如飞，踏板“哐当”声伴着偶尔的咳嗽，在冬夜格外清亮。母亲劝他歇口气，他抹把汗说：“得给弟妹们织好新布，开春上学穿，再织两块送亲戚，来年地里忙，还得靠大伙搭把手。”灯光下，他额角的汗珠滴在布面，晕开一小片湿痕，那土布浸着辛劳，也织着日子里的甜，成了全家人最实在的暖。
　　刚过腊月二十三，杀年猪的吆喝声就传遍了全村。屠夫攥着明晃晃的刀子，念叨着“造孽哟”，下手却不含糊。黑猪毛褪净了，只敢留两三斤自家解馋，猪下水也仅留一小盆尝鲜，其余仔细分作数份。父亲挑着担子挨家送，远房二伯、隔壁村三舅、帮忙犁地的王大爷，每家都送一小吊猪肉。“一年到头麻烦人家不少，这点东西是心意！”他笑着硬往人手里塞，物资匮乏的年代，大人们的“精打细算”里，藏着最厚重的人情——舍得把最金贵的肉送出去，只为往后日子里，彼此心里都揣着一份暖，留着一丝甜。
　　紧接着，村头石磨旁也热闹了起来，磨豆腐成了腊月里的重头戏。头天晚上，母亲把黄豆淘净泡在瓦盆里，次日胀得圆滚滚的，一捏就碎。父亲推着磨杆稳稳前行，母亲站在一旁，一勺勺把泡胀的黄豆添进磨眼，乳白色的豆浆顺着磨盘缝隙淌下来，像条细细的奶河流进木桶。滤渣、煮浆，柴火灶的火苗舔着锅底，豆浆咕嘟冒泡，香气直钻鼻子。我踮脚守着，母亲舀出一碗撒点糖，我捧着烫得直跺脚，还是咕咚咕咚灌下去，甜从舌尖漫到心坎。点卤、静置、加压，豆腐成型后，母亲切出整齐方块，大部分让父亲挑去集上卖，只留些碎豆腐和豆腐渣，掺上萝卜丝做包子，这便是过年的硬菜。
　　磨豆腐的香气还没散，崩玉米豆的师傅就进了村。只要村头传来“嘭”的一声闷响，家家户户的娃们就像听到号令，一窝蜂往外跑，鞋都来不及穿整齐。条件好的人家，大人挖上一缸子玉米，裹一小撮糖精去排队，盼着崩出一锅金黄酥脆的玉米豆当零嘴。我家条件紧巴，母亲舍不得拿玉米，我就跟着伙伴们守在铁罐子旁，眼睛直勾勾盯着那圆滚滚的家伙。师傅转着铁把手慢慢加热，罐身的气压表一点点往上爬，我们的心也跟着揪到嗓子眼。终于，师傅大喊“要响喽”，猛地掀开盖子，“嘭”的一声巨响，白花花的玉米豆带着热气炸开，散落一地。不等热气散尽，孩子们就冲上去抢，手忙脚乱往兜里揣，塞进嘴里就嚼，焦香裹着淡甜，从舌尖钻到心底，便是当时天底下最馋人的味道。
　　除夕，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穿着父亲织的蓝粗布袄，揣着拆开的鞭炮，在屋里屋外蹿跳，耳朵竖着听别家的鞭炮声，手里的香快燃到指尖也舍不得丢。大人们围坐炕边聊天，爷爷讲旧事，父亲和叔叔盘算来年农活，姑姑们凑在一起小声说着悄悄话。我躺在炕上，盼着天快点亮，好去给长辈拜年，领那皱巴巴的一角钱压岁钱。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偶尔有烟花炸开，光影透过窗户纸映在墙上，忽明忽暗。直到后半夜，在大人的絮语和鞭炮余声里，我才迷迷糊糊睡着，梦里都是新衣服的暖，还有压岁钱的甜。
　　那时的年，年货少得可怜，猪肉豆腐是稀罕物，新衣服是一年到头的盼头。可那年味，却浓得化不开，甜得嚼不尽——是杀猪的吆喝、磨豆腐的“吱呀”、织布机的“哐当”、送肉的寒暄、守夜的期盼，还有崩玉米豆的那声“嘭”和孩子们抢食的欢腾。一吊肉、一块豆腐、一把玉米豆，都是贫瘠岁月里最珍贵的心意。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已成知天命之人。新年将至时，总想起父亲那件打补丁的蓝布褂，想起煤油灯下那片被汗水晕湿的布面，想起抢捡玉米豆时沾满泥土却攥着甜的双手。指尖总在摩挲记忆里那块粗糙却坚实的土布纹理，原来，最浓的年味，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童年记忆里，用汗水织就、以人情守望的——那份纯粹的甜。

孙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