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白荣君 熊梓萱 张文淼

　　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年度项目“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陕西段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路径：生态价值评估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立项号：2025YB04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商洛市位于秦岭南麓，鄂豫陕三省交界，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秦岭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域，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地。这片被大自然厚爱的土地，手握“生态金饭碗”，却曾长期陷入“守着宝藏难致富”的尴尬困境。近年来，商洛市成功完成了全省首单CCER林业碳汇交易，交易额达到420万元，同时完成了3单共3971.12吨的商洛林业碳票交易。这些交易不仅展示了商洛市在林业碳汇领域的领先地位，还显著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预计到年底前，相关项目签发后将产生超过2000万元的经济价值。
　　商洛市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及转化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超越了个案的成功，而且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路径。这一路径可总结为“三维支撑、四化协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模型。一是坚实的支撑层，为价值实现奠定根基。一方面，通过建立本土化的GEP/ VEP核算体系与数字化平台，实现生态价值的量化与核算；另一方面，健全制度法规支撑，将生态理念转化为规划、考核、补偿等刚性约束，为生态价值实现提供长期保障。二是清晰的转化层，即“四化”实现路径。生态资源产业化，通过打造“菌果药蓄茶酒”等特色产业链，将原生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生态优势品牌化，通过文旅康养的深度融合，塑造区域品牌，将无形的生态优势融入产品与服务，实现品牌溢价；生态权益市场化，通过创新碳汇、水权等交易及金融工具，将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生态理念制度化，将前述实践固化为长期稳定的政策、法规及市场规则，确保价值实现过程可持续且可预期。三是最终的目标层，实现目标价值的统一。生态价值实现实践的最终目标是达成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民生价值的协同增效。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繁荣发展与财政增收，通过品牌增值、就业扩大及生态环境改善，提升了民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当然，商洛仍面对诸多困境，具体而言包括生态价值转化通道仍不畅通、生态产业发展仍存在短板、保护与发展的深层矛盾依然存在三方面。
　　生态价值转化通道仍不畅通。首先，生态价值“度量难”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方面，商洛建立了GEP核算体系并发布了地方标准，但评估仍存在模型测算复杂、参数设定主观性较强等问题，核算结果未为市场各方普遍接受。另一方面，核算结果未能与政策补偿、市场交易定价及金融贷款额度等形成刚性挂钩机制，导致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不够顺畅。其次，“抵押难”问题突出。生态产权模糊，导致其难以成为金融机构认可的合格抵押物；银行对生态资产抵押交易缺乏信心，加之生态资产处置困难，一旦贷款违约，其变现渠道极为有限，致使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绿色金融覆盖面受限，大量中小农户仍面临担保难题，金融活力难以激发。最后，“交易难”问题制约市场活力。交易主要依赖政府推动，市场参与主体单一，跨区域交易通道尚未建立，区域间生态产品价值交易市场体系不完善，缺乏集信息发布、产权交易、履约监督于一体的区域性综合市场平台及协同机制。林业碳汇、水资源等权益类生态产品的交易规则、流程及认证标准尚处于探索阶段，交易案例有限，未形成规模效应与稳定市场。除了政府生态补偿外，来自企业的自愿性交易过少。
　　生态产业发展仍存在短板。生态产品附加值挖掘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依赖初级农产品销售和基础观光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深加工能力欠缺，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较低，品牌溢价空间有限。文化服务、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的产业化开发程度不足，生态康养、生态体验等高附加值业态尚处于培育阶段。商洛位于秦岭山区，其交通、物流、数字网络等基础设施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增加了产业发展的综合成本，削弱了市场竞争力。同时，资本运营与品牌营销复合型人才匮乏，致使许多优质生态资源难以提升知名度，缺乏成熟的价值转化营销策划及市场化运营方案。
　　保护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旧存在。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涵养区，商洛肩负着严格的生态保护责任，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及持续管护均需投入巨额资金。作为欠发达地区，商洛自身财力薄弱，高度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尚未构建可持续的投入机制。此外，各相关部门存在政策协同不足的问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需要跨部门协调，还需应对跨区域挑战。发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林业、金融等多个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数据共享、工作合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下游地区作为生态保护的主要受益者，尽管已与上游地区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但根据商洛市生态补偿实施方案，以及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目前的补偿标准与实际保护投入和发展机会成本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仍需上级的协调和政策的突破。
　　商洛市的实践，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概念走向实操、从试点迈向推广。未来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推动一场深刻的机制体制变革。生态价值实现的核心在于生态价值的核算，建立科学规范的GEP 核算统计体系至关重要。例如，巴中市通过建立四川省第一个GEP统计报表制度和自动核算平台，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的量化，并与浙江金华市签订了碳减排量购买合同，推动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四川省成都市也初步形成了具有成都特色的GEP核算体系，崇州市和温江区的核算成果显示了GEP核算在量化绿水青山方面的成效。广东省深圳市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面向高度城市化地区的GEP核算规范和统计报表制度，开发了在线自动计算平台，为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提供了制度基础。
　　总结商洛市生态补偿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其他地方的实践，可得出以下四点启示。首先，国家层面颁布具有权威性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规范》。通过该规范明确全国统一的核算框架、指标分类、数据来源及测算方法，解决地方核算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其次，GEP核算数据应作为生态产品品牌溢价定价的基础，确保核算结果在市场交易中发挥实际作用。为此，政府主导构建了“国家—区域—地方”三级交易平台体系：国家级平台专注于跨区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交易；区域级平台服务于省域内生态产品交易；地方级平台则对接县域内的小体量交易。再次，完善纵向与横向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通过双向补偿与利益引导机制，确保保护者获得合理收益，使用者承担相应成本。最后，将生态保护成效与考核紧密挂钩，将GEP核算结果纳入地方政府决策考核体系，建立GDP与GEP双核算、双考核机制，使核算结果真正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要切实推进“两山”转化，必须构建和完善一个涵盖政府积极作为、市场高效运作、金融有力赋能、科技坚实支撑以及公众广泛参与的多元协同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确保守护“绿水青山”的各方主体最终能够获得实质性的“金山银山”，从而开拓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富裕之路。（作者单位：长安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