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公元1606—1684年），初名鼎臣，号青主、朱衣道人等。祖籍山西大同，六世祖移居忻州，后迁居太原阳曲。
　　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不仅记忆力绝佳，而且有超强的领悟力和理解力，七岁入宫泮读书即对所授课本一目十行，融会贯通，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秀才），二十岁读十三经、诸子及宋以前的史书、佛经、道藏等，“试高等，食廪饩”，成为一名廪生。傅山学识渊博，博学多才，在当时的三晋首屈一指，被称为“学海”。
　　“千古道统”的锐意批判者。傅山于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入省三立书院深造，时任山西提学袁继咸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在三立书院整顿学风，提拔人才，傅山为其得意门生。在此期间，傅山对理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研究，指出理学家们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千古道统”是为禁锢人们思想而任意发挥出来的吓唬人的东西。理学者们凡事循规蹈矩、不思进取，不仅使得官场腐败不堪，而且危难之时，几无一用。傅山在纵读诸子百家，并对诸子著作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许多精当的见解。他对匡济时事的实学思想大为赞同，明确提出了“经子平等”的主张；他对敢于冲破理学教条的王阳明予以充分肯定，提出了“个性解放、人格自由”的主张；他在吸取荀墨唯物论的同时，又吸取了老庄“天道自然”等思想，进而形成了自己先进的天人观；他大力倡导子学，并着手恢复子学的地位，推动子学研究，被后世誉为研治诸子学的开创者。
　　傅山一生著作宏富，今有《霜红龛集》等存世，失传甚多。对于他的否定道统的主张，以及反映在大量诗文中的进步思想的法学意义，尚有待于深入研究。
　　敢于同权势作正义交锋者。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朝中顽固势力与当时的进步派东林党和复社的斗争日益白热化，政治纷争层出不穷。顽固势力骨干张孙振出任山西巡按御史后，便首先拿和东林党关系密切、正直敢言、得罪宦官权贵的袁继咸开刀，捏造了贪污等十几条罪状，栽赃陷害，使袁继咸被诬劾下狱，同时还牵连了不少穷秀才和百姓。对此，傅山基于义愤，为袁鸣不平，毅然出资万余金，联络薛宗周等一百多人，徒步千里赴京请愿。他领导青年四处刊印揭帖，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庭作证，终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宦官张孙振遭到惩处。袁继咸重新被任命为武昌道。傅山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正气凛然，从此名闻天下。
　　反清复明的不屈战斗者。甲申之变，清朝贵族入主中原，残酷杀戮，大肆圈田，百姓深为所苦，民族之恨浸渍了读书人的心。傅山同许多义士一道为反清复明、恢复中华文化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放弃了数千金的财产，作出一番不问世事的样子，或隐居深山看书释典，或往来于各地之间卖药，实则对反清复明事业终未忘怀。之后，又戴道巾，穿朱衣，自号朱衣道人，在道士身份的掩护下，往来于盂县、平定、寿阳、祁县、汾阳和晋源等地，秘密联络反清义士，从事反清武装斗争。他誓言，“贫道初方外，兴亡着意拼”“留侯自黄老，始终未忘韩”。他一次次联络抗清力量，但由于清廷的分化瓦解，又一次次使其梦想破灭。随着抗清武装斗争的相继失败，傅山虽然曾经意志消沉，但他拒不与清政府合作，反清志向终身未改。康熙年间，傅山被推荐为博学鸿词，他称病推辞，并拒绝进京。当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保驾，强行将傅山抬往京城时，中途傅山又以死抗拒，拒不入城。进城后，傅山又拒绝清廷对他的授官，在康熙皇帝面前倒地不起而不肯俯首称臣。对阳曲知县奉命要在他门上悬挂“凤阁蒲轮”的牌匾，皆被他拒绝，不肯承认。“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正是他始终所追求的目标。
　　傅山不仅是一位民族志士，在文艺思想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诗、文、书、画诸方面以及在医学上，皆善学妙用，其知识领域广阔，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是无人可比的。傅山的所有学说，均寓其崇高志愿，博得后人高度赞颂。

梁贡华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