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太原市文联文艺创作研究室主任。出版《血罂》、《红窑》、《蓝枪》等长篇小说10部。
　　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喜悦：或是全新的体验，或是全新的文本。
　　人们关注文学，是因为文学通过阅读，能给人带来某些文学以外得不到的东西。如果文学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也就不必再企盼人们的关注了。这种东西是什么，读者不知道，可以到文学作品中去找，若作家不知道就只能被淘汰。这就是阅读与叙事的关系，也隐含了一个作家运用文字叙事的种种可能。文学发展至今，早已不再是哥特式文本的时代，需要解释，需要密集式地注释。现代小说是充满技术的，即使是一部不错的小说，也很难做到人人都喜欢，这一方面说明小说这种文体本身就意味着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阅读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对阅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一个不经常阅读小说的人，或者说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小说写作技术的人来说，现代的很多小说都是十分难读、十分费解的，比如那本著名的《洛莉塔》。很多人会误读为一个讲变态情欲的故事，但实际上，就我的感觉，它是一本为语言而写作的著作，这本小说和作者在此之后的《微火》没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展示叙事技术、语言处理的小说。在这类作品中，“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误读甚至发生在此书的作者即纳博科夫的亲戚、朋友之中。颇像当年有人把鲁迅的《阿Q正传》误读为一个小人物失恋的有趣故事一样。是格莱厄姆·格林——另一位写小说的高手，发现了《洛莉塔》的真正价值，这部小说才被广泛地阅读。说这些，只是想强调现代写作不容易，现代的阅读也同样不那么轻而易举，即使是一部很优秀的小说。如果你没有弄懂某本小说，不妨先放一放，而不要轻易下结论。
　　至于“怎么写”的问题，按我的理解，叙事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离不开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常识的积累和生活感悟的积淀。就是说叙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你对那件事的了解有多少，感悟有多深；第二则是叙事者自身的语感（这里面确实存在语言天分的问题）。传统小说较为侧重前者，所以巴尔扎克认为作家应该具有历史学家的才能，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十九世纪初的小说，它的特点是细节丰盈，讲究刻画，追求细节与现实的逼真与形似。法国的另外两位作家——雨果和大仲马，更为有力地把戏剧引入小说，使其更富于戏剧性的同时，近一步强化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动态感觉，形成整体的阅读快感。这实际上就是十九世纪作家对世界文学的贡献。直到今天，全世界仍有不少作家按照这个路子走，也写出了相当不错的小说。现代小说起源于俄罗斯两位大师的作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即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两人的作品可以说达到了叙事艺术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今仍无人敢轻言超越。
　　每当我看他们的作品时，就像欣赏经典的俄罗斯芭蕾，富丽典雅，精美绝伦。但是他们的作品各自也有缺陷，托尔斯泰的局部非常好，但整体性有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整体性非常好，至于局部，怎么讲呢，不能说不好，只是太个性了，一般人学不了。这时候出现了小说史上的另一位天才，即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他试图占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大师的优点，使小说在局部与整体上都达到最佳，他几乎成功了，他的小说像托尔斯泰那样细致入微，但在整体把握上，比托尔斯泰好，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戏剧结构，这一点他是通过易卜生达到的。其叙事方式是典型的意识流，虽然晦涩，却是现代派小说的摹本。
　　《灵山》和《丰乳肥臀》都是以汉语为母语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但《灵山》还不是典型的意识流，至多算是意识流之后的一种变体，近乎于法国新小说。意识流小说是高智力、高激情的产物，而新小说虽仍是高智力却不是高激情，具体表现为它的意象不如意识流小说那样密集，比较乔伊斯和格里耶，一个极热，一个则极冷。法国新小说实际可理解为是对现代派文学或先锋文学的一种消解，有些后现代。
　　读这种小说，感觉的就是语言，明显的例子是《尤里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
　　至于《丰乳肥臀》既不是意识流，也不是新小说。就阅读美感而言，我更宁愿讨论《灵山》。
　　《灵山》的获奖还是值得我们兴奋的，因为它毕竟向人们展示了汉语叙事的一种可能。现代汉语，也就是五四以后的白话文，本身就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东西，所以在这方面有些难度。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徐志摩曾模仿乔伊斯的写法，去掉标点什么的，结果被人误读为反对白话。这个故事至少从一个层面说明，意识流小说在汉语中实现可能会遭遇的困难。上世纪八十年代，南方的一些作家，曾经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功，比如北村、孙甘露、余华。但不知何故，这种探索随着先锋文学的夭折而渐渐失去踪影。《灵山》基本上也属于这样的探索，它本身仍带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的一些特征，总能看见某些外国作家的影子，但这不重要。对中国文学整体来说仍然很有意义，因为在中国做这种尝试的人并不很多。时间已到了二十一世纪，乔伊斯、普鲁斯特早成经典，而在中国却缺少与他们的写作技法相当的文本，这当然令人遗憾。高行健比孙甘露、余华等优势的地方是他对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研究，或许与他擅长戏剧有关。他的语言相当好，绝对纯正优美，可仍然不够——写新小说并不需要语言大师，但写意识流的人却必须是语言的大师——或许应该更大胆些：击碎汉语的句子？抑或击碎汉语的字汇？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大部分作家对叙事语言的探索其实已呈停滞，而在这方面，取得非凡进展的却是个别优秀的诗人，如于坚、哑石、臧棣、钟鸣等。至于太原作家，唐晋的《玄奘》似乎在这方面也有所尝试。无论成败，他们的探索与实验都仿佛在向我们启示一种新的汉语的存在，以及汉语叙事的种种可能。这样的叙事，既适合我们的阅读，兴许同时也更适合写出中国的全新的叙事文学。

陈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