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由于发达国家在2008年最先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又经历了居民部门去杠杆的漫长过程，经济长期陷于泥潭之中。这就使得各方对于债务问题和金融周期的关注与2008年之前相比大幅上升。从2010年开始，国际金融市场就将债务问题视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债务融资的庞式特征日益明显，金融市场出现“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的机会在上升，极有可能会重蹈发达国家2008年危机的覆辙。不谈债务问题，似乎无以谈中国经济。
　　宏观的经济金融环境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一个经济体的不同部门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的反转变化会同时对所有的经济部门（包括居民、商业机构、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和监管部门）产生冲击，继而导致各类机构和不同区域的银行债务人发生关联性违约。这就需要一个正式的关于金融市场或金融摩擦的模型，来解释经济周期中的重要规律（因此要更加重视货币政策或生产力的冲击）。尤其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还需要对其他的一些关键政策因素加以考量并进行分析，如金融漏洞、流动性以及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而且，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市场模型，对金融稳定性检测中的压力测试处理也会有所限制。
　　将金融摩擦引入DSGE的模型结构中，Bernanke，Gerttler & Gilchrist（1999）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已经成为最常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已被用于分析企业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投资的影响，基于一种一期随机最优债务合约，这种分析结构的设置关键是为在无风险利率上的外部溢价找到一种内生的解释路径。这种方法也可用来分析银行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如Choi & Cook（2004），而Christiano et al.（2007）的研究发现欧洲与美国的金融加速器放大了诸如由货币政策冲击导致的价格与产出同方向变化的程度。而金融加速器的最大问题在于只能针对一种可能的金融摩擦因素进行分析，从这个层面上讲，Lacovello（2005）则将相互影响的因素扩展为房地产价格、经济行为（消费）和货币政策。他认为对居民和企业担保抵押品的限制影响了消费和投资，这为将金融与信贷摩擦引入模型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Rudebusch et al.（2007）通过一种标准的DSGE模型结构研究了期限溢价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但他们也强调了实践中DSGE资产定价结构在计量和应用方面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型理论假设的不确定性，二是计量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于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资产价格建模方法，从而导致对期限溢价的分析没有达成共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股权溢价之迷（equity-premium puzzle），如股票与债券超额平均收益率之间的差额。对于第二个方面，问题是围绕稳态的对数线性化对资产定价不适用，这是因为模型的构造消除了所有的风险溢价，例如在一阶近似估计中期限溢价为零，而在二阶近似估计中是一个常量，这就导致需要更高阶的近似估计。
　　二、金融摩擦的模型设定
　　参照An & Schorfheide（2007）所介绍的模型建立过程，为了反映出银行中介在中国宏观经济的作用及表现，将金融摩擦加入到An & Schorfheide（2007）建立的DSGE模型中，在这个新框架下考察银行业债务人信用风险和银行偿付能力风险，并进而对系统流动性风险进行分析。按照Del Negro & Schorfheide（2013）基于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1999）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将金融摩擦引入他们的DSGE模型变化中的设定过程，假设银行将居民存款贷给企业，企业将借入的资金与自有资金用以获得实物资产，并将实物资产租借给中间商品生产商。企业所有人受困于各种未知事项，这会影响到他们管理资本资产的能力，因此企业的利润可能过低，无法及时全额偿还贷款。银行为了避免自身遇到违约风险事件，因此将所有贷款归集并设定一系列与存款利率的价差，这种价差可以设定为企业杠杆率与其风险程度的函数。
　　三、银行借贷
　　根据Wind所提供的数据，将国内银行分为大、中、小三大类，其中大型银行指资产总额在4万亿元（含）以上的银行机构，中型银行的资产总额在5000亿元（含）至40000亿元之间，小型银行资产总额在5000亿元以下。模型的偿付能力风险主要看银行对债务人信用可靠程度的风险敞口（信用风险），还有信用集中度，以及相关联的市场价格（市场风险）。
　　为了评估商业和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选取中资大型银行对中资大型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中资中型银行对中资中型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中资小型银行对中资小型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来表示银行业的同业负债情况，选取不同规模银行对非金融机构债权表示商业抵押贷款情况，选取不同规模银行对其他居民部门债权表示个人按揭贷款情况。由于在获取债务企业的信用质量信息上存在困难，则假设中国银行业的商业贷款组合有着相同的信用质量分布。
　　房地产资产价值的变化受到在中国这个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下的区域及商业机构的各种影响，更进一步说是与区域房地产指数和机构股权指数相关。不同区域抵押贷款及各类机构商业贷款的违约率，与假设的初始贷款与价值的比率相关，也与对银行贷款起到担保作用的房地产和商业资产价值的变动相关，而这种贷款组合的相关性也是银行业系统偿付能力和流动性风险的主要来源。将银行业同业负债情况通过大金融景气指数调整，商业抵押贷款通过企业景气指数调整，个人按揭贷款通过国房景气指数调整，以此来综合表示中国银行业的债务人信用风险，这里设定较高的调整后的值意味着较高的违约风险。
　　大型银行同业借贷的信用风险在债务的冲击下首先呈现下降的趋势，即同业债务的增加使得同业信用风险出现下降，约一年后信用风险开始显现，并在两年后由同业借贷引发的同业信用风险归于平静。而商业抵押贷款的增加反而减小了大型银行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信用风险，并在冲击一年左右的时候，这种风险降到了最小，到约两年时信用风险的降低效应逐步消除。大型银行的个人按揭贷款信用风险在冲击下一直都是增长的态势，只是增长的时间不会很长，一般持续一年左右。
　　中型银行的同业借贷信用风险在冲击下先是增大，然后信用风险逐步降低，并在两年后冲击效应消失。商业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也是会在初期呈现出较高的风险，随后降低并在一年半后风险效应消除。而个人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一开始较高，并在一个季度后略微上升到最高风险水平，随后风险逐步降低，但通常会持续3—4年。
　　小型银行的债务人信用风险总体来看在冲击后都呈现上升的态势，并且风险还会继续增大，持续时间也较长。分别来看，小型银行的同业借贷风险会存在一年左右的持续增大，随后缓慢向下，在3—4年后风险消失。商业抵押贷款信用风险会冲击后一年达到峰值，然后快速减小，在两年后风险基本消除。小型银行的个人按揭贷款信用风险状况与中型银行相似，也是在一个季度后略微上升到最高风险水平，随后风险逐步降低，但会持续3—4年。
　　四、结论
　　大型银行的同业借贷应当以短期为主，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同业信用风险的期限结构。从这种结果来看，大型银行应当适当增加对非金融机构的信贷比重，这样不仅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对自身来讲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总体的信用风险。大型银行还应当注意其他居民债务的短期风险。
　　中小型银行较之大型银行的同业信用风险较大，尤其是在短期，风险的显现更为明显。中型银行对非金融机构的信贷应当着眼于中长期，尽量减少短期借贷，且其对其他居民的借贷风险持续时间较长，应当引起重视。小型银行的同业信用风险较之中型银行更大，且持续时间更长。另外，与中型银行一样，小型银行对非金融机构的信贷也应当着眼于中长期。
　　总体来看，小型银行的债务人信用风险最高，持续时间也最长；中型银行在同业借贷和对非金融机构信贷方面信用风险相对较低，但与大型银行相比仍有差距；大型银行的债务人信用风险总体较低，尤其在对非金融机构信贷方面表现优良。

作者：山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降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