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汾河入黄河口南岸第二级台阶一带的农村，由于生活贫困、物资贫乏、交通不便，多数人家冬季做饭取暖多用柴禾，少数人家会用炭块作为补充。之所以称之为补充，是因为在这少数人家，大部分时间仍然是靠柴禾，只有在天气最冷的时候，或者过年，或者家里办喜事的时候，才舍得用炭块。
　　能用上炭块取暖的人家，大致有三种人，一是村干部，二是家里有挣工资的，三是肯吃苦的勤快人。村干部和挣工资的，除了家里日常开支外，还能到公社、村口买些炭块。肯吃苦的勤快人，家里能抠出来的闲钱极为有限，想用上炭块便只能靠自己的力气，去汾河北岸的毛则渠煤窑坑口去拉炭。
　　人们选择去汾河北岸毛则渠煤窑拉炭，首先是便宜，坑口价格比到公社、村口直接买便宜不少（便宜的部分实际上就用自己的苦力费替代了拖拉机的运输费），其次是能承受，前一天晚上连人带小平车搭上空驶的拖拉机，节省了一个单程的时间和体力，返回来虽然是实车和步行，但八九十里的单程，走上一整天，人也能承受。
　　从汾河南岸到汾河北岸拉炭，时间虽然只有一昼夜，距离也只有八九十里地，但这实在是个“受罪活”，缺乏勇气和一定技巧还干不来，不然，为什么不少人宁愿用柴禾凑合，也不愿意去拉炭呢！
　　汾河两岸，不论由此及彼，还是由彼及此，都是大写的“V”形，除了区间平路外，坡路陡峭难行。拉炭人至少要遭受三重罪：冻、险、熬。第一重是挨冻。拉炭都是在天寒地冻、寒风瑟瑟的农闲后才开始。五六个同乡找一个能搭上的拉炭的拖拉机，在晚上天黑后，将五六辆小平车倒立到拖拉机箱斗里，几个人戴着布棉帽、穿着棉大衣，挤靠在小平车形成的“屏障”中，以减少寒风直吹。第二重是危险。次日早上，从毛则渠煤窑装上炭，拉上小平车，基本上是一路陡坡而下，也就是黄河壶口与黄河龙门之间所存在的另一段高崖之落差。为了解决下坡时小平车及炭块整体形成的惯性，拉炭之前，每辆小平车都要准备一根三四米长的好木头，装好炭下坡前将其牢固在小平车后边底部，以使之与地面形成摩擦，从而调控车速及方向，躲避大坑和拖拉机，稍有不慎，就可能翻车或者被撞。等回到家，那根有刹车功能的木头，常常被磨去半米左右。这么看来，拉炭下坡还是一门危险的技术活。第三是难熬。下了陡坡，走一段河谷平地，再通过汾河浮桥，大概正午时分，就与前来接应的家人会合了。接应的家人除了带着葡萄糖输液瓶装着的白开水和干粮外，还会拉来一头牛，借用牛力把拉炭车从坡下拉到坡上，人们把这种“活计”形象地称之为“接坡”。拉炭的人是家中的壮劳力，接坡的，一般是一家的一个大人带上别家的一、二个男孩，一同去汾河边接拉炭的人和车。由于坡陡且长，长达六七里地，必须借助畜力完成。骡子虽快但耐力差；牛呢，虽慢但力量大、耐力好，所以家畜多选择大黄牛。于是便把两三辆小平车串连一起，“接坡”的大人赶着大黄牛走在最前头，帮着“接坡”的孩子跟在后头。“接坡”，犹如滚石上坡，基本上要一口气拉上去，不能休息，不能吃馍，甚至不能喝水，一旦歇下来，人、牛再动起来，就耽误不少时间。虽有牛力，但人力却来不得半点偷懒，碰到坡陡处，接坡的人要帮着推，拉车的人也要适度走成“S”形。“接坡”看似有牛力可借，但对拉炭人来说，很像踢足球的最后10分钟，是最难熬的时候：体力已消耗到了极点，注意力也没有下坡时那么集中，“掌舵”小平车丝毫不能有半点懈怠。
　　记得是在1977年，十三四岁的我，早上七八点，背了一口袋馍馍、三两根大葱和两个输液瓶装满的开水，跟着邻居大叔，赶着两头大黄牛，蹦着跳着去汾河边接拉炭的父亲。约摸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先前自以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兴奋感、自豪感消失的无影无踪，欢欣雀跃更是不再，换来的是酸疼的小腿肚子、冒烟的嗓子眼和怎么也擦不完的满头大汗，于是我越走越慢，越走越想放弃了。邻家大叔摸着我的头，笑着说道，“好小子，咬住牙，坚持下去，还有两个钟头呢，脚上磨出泡就到哩。”后来，在邻居大叔一路的笑谈鼓励中我走到了汾河边，伴着太阳落山才返回家中，这才算完成了“接坡”。一回到家我倒头就睡着了！
　　2011年，我特意参观了由毛则渠煤窑发展而来的、井田面积13.03平方公里、2号煤层地质储量7416万吨、年生产能力达150万吨的、这个当地最大的煤炭开采企业。毛则渠通往家乡的高速开通后，2015年，我特意绕道，沿着当初父辈们拉炭的路线，不到一个小时车程，就回到了家中。这两次“重访”毛则渠，同行的人基本上不会有我心中的“感慨万千”，因为他们没有享受过那般“寒冬中的温暖”和“简单中的温馨”。

王国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