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一级政府及其下属部门要受同级党委的组织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其中舆论监督被广泛地理解为公众的监督。早在民国时期，著名报人邵飘萍先生就把舆论监督概括为十个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那时候，哪家报馆若是忽略了舆论监督这个功能，就会失去读者，最终失去生存能力。即使后来亲蒋介石政府的《大公报》也不得不奉行“小骂大帮忙”的折中办报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权力赋予了新闻媒体。一提起传统的新闻媒体，公众首先想到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对媒体作为公众利益代言人这一身份的认知度很低，正是传统媒体的这种缺位，为网络舆论的生存发展壮大提供了无限空间。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网络舆论具备了高度聚集性。也就是说，随着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越来越多，网络舆论已不再是少数人意志的体现。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在反映舆论、体现民意方面更具有特色。
　　首先，衍生于海量信息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舆论的覆盖面更广、聚集度更高，其可以轻易地摆脱报纸版面、广播电视播出时间的局限，在热点新闻和冰点新闻两个区域同时生成。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网络舆论特制的真实写照。这一点，无论是综合性媒体，还是某一领域的专业性媒体，都难以与之比肩。
　　其次，从舆论形成的时效来看，网络也明显快于传统媒体。根据传播学原理，最早形成的舆论往往具有先入为主的特点，对观众的影响也更有效。舆论因势而生，其形成的快慢取决于新闻事件传播的快慢。传统媒体引以为豪的今日新闻，对网络而言显得过于漫长了，即使是争分夺秒的通讯社和广播电视媒体，也往往通过其自办网站对公众施加间接的影响。以伊拉克战争为例，我国的新华社是全球第一个发出开战快讯的媒体，仅过了两分钟，新华网首页便出现了相关报道和背景资料，尽管战争打响时国内正值深夜，但网络上很快就出现了普通民众的评论。
　　第三，网络舆论讲究互动，而传统媒体的舆论更多的是一种单向传播与灌输，前者以“受众”为本位，后者以“传者”为本位。每当重大或者有典型意义的新闻事件发生后，受众除渴求获知外，还会产生评说的冲动。在网络媒体形成气候之前，公众只能通过信函、电话等方式对传统媒体进行舆论反馈，如今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在互联网构筑的双向信息高速公路上，受众可以极其方便地发表跟帖，这些跟帖经常喧宾夺主，甚至比新闻本身的分量还重，这时候的网络自然演变成公众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公开讨论的媒介平台。各种观点经过交流交锋，能快速地整合成社会舆论，这是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
　　由于我国目前的媒体市场还不够规范，传统媒体受财政拨款、广告额等外部因素影响，在行使话语权时难免会有所顾忌。相比之下，网络舆论尽管不能做到100%的正确，却极少含有功利的成分。绝大多数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凭的是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的观点也许不一定公正，但就整体而言，至少是公平的。黑龙江“宝马撞人事件”发生后，互联网上议论纷纷，尽管猜测多于实证，但很少有人怀疑发言者的动机。公平是网络舆论良性发展并且初步得到社会认可的主要原因。
　　新闻信息是舆论产生的载体，如果信息本身失真，舆论也会跟着走掉，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信息触角伸得更长也更直接，当然，网络也面临去伪存真的挑战。“非典”肆虐期间，一边是传统媒体莺歌燕舞天下太平，另一边是互联网人人自危，谈“非”色变。两种不同的新闻信息自然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舆论，只不过前者依托于政府官员的表态，后者来源于公众的感同身受，哪个更真实不言自明。另一起典型案例是广西南丹矿难，当地政府官员为了掩盖真相可谓处心积虑，但他们没有料到互联网是封堵不住的，率先揭开盖子的人民网正是从BBS上获得了这一重要线索。
　　网络舆论具有匿名性，因此比传统媒体的声音更大胆、更自由，这也是网络舆论存在争议的一个方面。就目前而言，国家对网络舆论的审查机制还比较宽松，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才会被彻底封杀，与传统媒体过多强调舆论一律不同的是，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不同的观点都会得到包容。因此，网络舆论能更准确地反映民意，或者说至少真实反映了广大网民的心声，网络舆论无人组织，无人引导，具有较为彻底的自发性、独立性和平等性。因此对政府决策的参考价值更大。互联网登陆中国大陆，也就是数十年的时间，而网络舆论真正形成气候，大概只有六七年的时间。像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它远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善意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方汉奇先生指出网络舆论如果提供了错误的导向，他的影响会比其他媒体所起的负面作用更大。一些专家认为，网络媒体自律是必要的，但仅仅依靠网络伦理远远不够，因为伦理道德毕竟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他还需要硬性的法律手段来支撑约束。（作者：晋城广播电视台 孙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