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1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不仅有革命军人的浴血奋战,也有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写就的抗日救亡画卷。党的新闻工作者在报刊上大量刊发抗战题材木刻版画,将艺术作品转化成重要的新闻产品,反映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经济生产、政治发展等,成为建构抗战时期党的新闻媒介革命视觉系统的重要元素。这些风格多样、内容丰富的木刻版画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也在反法西斯国际传播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木刻版画不仅成为民族精神的集体记忆,也是党的新闻史重要财富。
木刻版画是绘画种类之一。木刻是在木板上刻出反向图像,再印在纸上欣赏的一种版画艺术。中国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版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版画。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木刻版画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地位和艺术价值。
“创作版画”与中国传统的“复制版画”有所不同,传统的“复制版画”是由画家作画稿、刻工刻板、印工拓印三者分工而成。而始于德国,流传于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创作版画”,画稿、刻板、拓印均由画家一人完成,如是不仅加快了创作过程,也更能体现画家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20世纪初,我国美术界先驱就在探索传统美术如何适应社会变迁而进行转型,版画艺术亦在其中。20世纪20年代,中国木刻艺术迎来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经鲁迅引进和推介西方版画艺术,“创作版画”迅速崛起并且与社会生活联系日趋紧密。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由鲁迅首先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蓬勃发展。1930年2月,鲁迅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1931年8月17日,鲁迅主持办起了木刻讲习会。鲁迅借鉴国外“创作木刻”的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现实,倡导青年创作新型木刻版画,关注现实和人生,坚持为人民服务。进步青年江丰、陈铁耕等一批画家参加了木刻讲习会,中国新兴版画诞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中,木刻社团、木刻版画刊很快就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号角。江丰的木刻作品《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城》《要求抗战者,杀!》一面世就显现出新兴木刻的力量。1932年,胡一川的《到前线去!》《闸北风景》揭露了日寇“一·二八”侵略上海战对闸北地区的严重破坏;野夫的《搏斗》、张望的《负伤的头》、李桦的《恕吼吧!中国》、冷涛的《她的觉醒》、段干青的《保全领土完整》等作品,都敏锐地关注并反映现实,立场明确、爱憎分明。这些作品经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不仅增强了进步画家的创作动力,而且使版画成为一种新闻产品和“武器的艺术”,成为砍向鬼子头颅的“大刀”。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爆发。同年9月,江丰、沃渣、胡一川、张望、马达、力群、刘岘、陈铁耕、黄山定、叶洛等画家陆续奔赴延安。1938年4月10日,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发起的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这些“鲁门弟子”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中坚力量,木刻版画随即成为抗日根据地美术的主要形式,也成为根据地报刊的新闻报道形式。
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条件艰苦,学油画买不到油彩,学国画缺少笔墨,简便易行的木刻版画底版材料来源丰富,复制的要求较低,因而得到认可与推崇。版画工作者以刀代笔,把为民族独立的呐喊、为政治理想实现的激情凝聚在黑白画面上,成为新闻宣传的有力武器。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草》《奋勇出击》《来了亲人八路军》《把她们藏起来》《侦察员》和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走进千家万户,影响深远。胡一川的《牛犋变工》《胜利归来》,罗工柳的《马本斋的母亲》,邹雅的《破碉堡》,野夫的《拿起我们自己的武器》,江丰的《冰雪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的伟迹与卑劣的丑态》,力群的《抵抗》《日寇武装走私》《抗战》《这也是战士的生活》《保卫祖国》等版画作品,都充分表达出中国人民对日寇的满腔愤怒和全民奋起的抗日勇气,同时也形象地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
大众传播媒介图像中的显著部分不仅会成为受众图像中的显著部分,而且逐步会被公众视为特别重要的部分。抗日根据地报刊有选择地大量使用木刻版画作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在群众的意识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红色经典符号、革命视觉系统,进而发展成群众新的政治、文化、道德、信仰、价值观等规范力量,确立起其对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政府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并且引导其自觉地按照媒介所提供的架构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1945年4月9日,美国《生活》杂志刊载了古元和彦涵的8幅版画作品,同时发表了标题为“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的文章。美国的另一本知名刊物《幸福》也对中国的抗战木刻版画进行了介绍。中国的抗战版画转化成了国际传播新闻产品。
抗日战争1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刊作为抗日救亡战线上的一支“正规军”,充分发挥了木刻版画在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木刻版画已经成为党的新闻史重要财富、民族文化遗产和视觉符号资本,对于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引领公众追求社会理想依然具有重要作用。(作者:大同日报社 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