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之义

　　在我省百余县域中，县名中带有“定”字的仅有平定与定襄两县。这两县不仅共享一个“定”字，更共同承载着一句流传深远的文化共识——“山西文化数二定”。这句朴素而有力的评价，不仅彰显了“二定”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揭示了“二定”在山西文化版图中文化高地的地位。
　　关于这句话的渊源，众说纷纭。其实历代文献对“二定”分别各有着墨，远的甚至可追溯至金元时期。
　　平定历史上被誉为文献名邦，《大元一统志》称其“郡小民淳，俗重端午，其风清简，好尚文华”；《大明一统志》评其“其风清简，好尚文章”；《大清一统志》则记“少争讼，重礼仪，士尚文学，民业耕耘”。明成化版《山西通志》亦载“郡小民淳，俗重端午，其风清简，好尚文章，勤于力田，不好词讼”，文脉传承清晰可辨。清康熙版《山西通志》更言“士专习尚书，师授家传，比屋皆是，多以经魁省闱”，道出了当地儒学教育的深厚根基。清代名宦祁寯藻曾赞：“平定为三晋名区，鸿儒硕学，后先相继。”清代山西按察使陶澍说：“由井陉入晋道，平定州所谓太行第五陉也。其山川磅礴蜿蜒，科目甲于晋省。”清代平定知州葛士达说：“平定州，晋东大藩也，倚恒岳，枕太行，山川雄秀，蜿蜒磅礴之所积，蔚为人文，冠冕三晋。”正是历代平定人的耕耘与传承，在晋商风云席卷天下之际，于此塑造出独特而璀璨的文化景象，成就了“文献名邦”的美誉。其黑砂岭上的科名坊楹联“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冲繁第一州”，正是平定文风鼎盛的生动写照。
　　定襄同样文脉绵长，底蕴深厚。明成化版《山西通志》记载其：“民尚勤俭，务农力田。”明万历版《太原府志》记载：“定襄县：务诗书，多稼穑，有俭素风。”清雍正版、光绪版《山西通志》均记载定襄县：“务诗书，重稼穑，淡泊自安。”清雍正版《定襄县志》卷八收录的元代《重修庙学记》则记其文脉之早：“定襄古名邑，风土淳厚，人物秀爽，由宋及金，怀才抱艺、巨笔洪文之士，如孙状元国镇、赵愚轩宜之、李虚舟之和、宋东皋才美，师友渊源，贤贤接武，礼仪之风，犹有存者。”这印证了宋金时期定襄文风之盛。清代敕授表彰定襄籍理学名臣李徽（康熙解元、雍正进士）而立的“三晋文宗”碑，更是其文化地位获得官方认可的明证。
　　除此之外，真正把“二定”相提并论的，也有记载。在明代，定襄县籍学者张文槐先生收藏有山西著名学者傅山的《樊文惠先生遇神传》，其中记载，明代时任山西学政的胡谧、沈潞，走遍山西考核学子：“如出一口，曰：是时三晋文才惟雁门、平定最要之，皆功名之士，若樊睿者，圣贤之徒也。由是文人墨客皆景仰之。”樊睿（即樊文惠），定襄人。定襄在古时曾属雁门郡辖制，此言实将“二定”共推至三晋文脉的高地。定襄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炜东收藏有两份民国时期的资料，一份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齐敬贤编著的《定襄纪要》，其中记载：“山西文风，曩（nǎng）推二定（平定、定襄），近今定襄之小学教育，亦优于他县。”另外一份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定襄乡土教材》，其中记载：“俗话说：‘山西文化推二定’。这‘二定’就是指平定和定襄。现在定襄的小学教育，比较别的县份，还算是很优良的。”这两处记载，说明“二定”之说，不仅仅是流传于口头，也已经写进教材与地域书籍了。这两处记载还把“文风”与小学教育联系在一起，把小学教育作为“文风”延续的重要标志。
　　故此，本文拟探寻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平定与定襄的小学教育以及全省的情况。通过查阅资料，现在查到与此两处记载时间最接近的有民国时期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纂的《山西省第三次政治统计》《山西省第八次人口统计》《山西第十次教育统计》等，统计数字覆盖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笔者试图从量化视角，观察“二定”在民国早期基础教育领域的实际位置。

一、就学基础：人口与学校分布

　　1925年，平定县有主村199个、附村492个，全县有318,134人；定襄县有主村101个、附村30个，全县有116,592人。从学校数量看，平定的小学校数量为460所，占到全省的1.8%；定襄的小学校数量为187所，占到全省的0.7%。按当时全省105个县计算，每个县平均有208所学校。当然，学校数量主要是与村庄数量与人口数量联系的，以村庄密度观之，平定县每个村有0.66所学校，定襄县每个村有1.42所学校，全省平均每个村有0.52所学校。平定县每个主村有2.3所学校，定襄县平均每个主村有1.8所学校，全省平均每个主村有2.3所学校。定襄县平均每个村拥有约1.42所学校，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显示出较高的教育覆盖密度。以每校平均服务人口观之，平定县约692人，定襄县约623人，全省约470人。

二、私立教育：社会力量的投入

　　1925年，学校的开办还主要是依靠社会力量。男校与女校合并计算，平定县的私立学校数占全县学校数的96.3%，经费收入为41944元（银元）。定襄县的私立学校数占全县学校数的64.7%，经费收入12728元（银元）。这一数据生动反映了两地民间崇尚文化、注重教育、捐资兴学的深厚传统与社会积极性。

三、学龄儿童就学率

　　1925年，平定县学龄儿童总数为47185名，其中就学男童21004名，就学女童3526名。定襄县学龄儿童总数为12257名，其中就学男童7717名，就学女童2140名。从中看出：定襄县男童就学率（63%）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2%），平定县男童就学率（45%）则略低。两县女童就学率均低于全省均值，折射出时代局限，但定襄在女童教育方面的绝对比例（17%）值得重视。

四、学校教育规模

　　1925年，定襄县男校平均学生数（71人）远超全省均值（39人），可能是其村庄较大、学校集中度较高，办学规模相对突出。平定县男校平均学生数（44人），略高于全省均值（39人），而女校平均学生数（63人），高于全省均值（40人）。定襄县女校平均学生数（27人），则低于全省均值（40人）。
　　透过以上数据，可以窥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平定与定襄在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社会参与力度以及区域覆盖密度上，确实呈现出不同于多数县域的态势。定襄在男童就学率、学校服务密度等方面表现亮眼，平定的私立教育占比则体现了强大的民间文教传统。尽管统计数据无法完全反映教育质量，且受时代所限，存在性别失衡等问题，但“二定”在教育投入与社会风气上的领先性，无疑与其“二定”之说的历史声誉一脉相承。
　　“山西文化数‘二定’”，不仅是对文献记载的呼应，更是对两地数百年来重教尚学、文脉相续之社会生态的实证。在三晋文化的浩瀚星空中，平定与定襄正如双星辉映，以深厚的文教底色，共绘出一幅绵长而坚韧的人文图景。（作者系阳泉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