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晓

　　父亲是大老舅给成的家。
　　他小小年纪便成了孤儿，由大老舅抚养成人。那时大老舅住在黄河边上的马沙涧村，那是个风景秀丽，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大老舅起先是有个大院的，开有染坊、磨坊、粉坊，家业殷实。但抗战时期，日本人在黄河沿岸制造无人区，防备驻守在黄河南边的中国军队渡河进攻，老百姓都被赶到远离黄河的山坡上。村人没了栖身之所，只能在土坡土崖下打窑洞以遮蔽风雨，大老舅就在土坡上打了一眼窑，和大老妗、以及他的父亲——我那双目失明的老老舅全家住在一个土炕上。那时的土窑洞，也仅仅是挖个洞，在洞口垒上门窗，窑拱甚至都没用泥抹平，说难听点，和牲口圈没什么两样。
　　父亲此时刚成家，他的一眼窑洞就和大老舅紧挨着。父亲的土窑洞同样简陋，但他在这眼窑洞里先后养育了四个儿女——我的大姐、二姐、大哥和三姐。
　　就在父亲谋划着再择地挖窑建院子的时候，国家要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水库。父亲一家被临时安置在一个叫中村的地方，暂时借住村里一户叫小景的人家，也只有一眼窑洞，我便在这个拥挤的窑洞里出生。父母亲和大家一样，一边忙活庄稼，一边养育五个孩子，寄人篱下的生活坚持了好几年，直至我们搬到政府规划的“槐下新村”，住进稍微宽敞、安装了门窗，收拾得有点人居模样的窑洞里——不过还是只有一眼窑。好在村里为父亲留了一面土墙的位置，需要自己动手挖窑，同时隔着别家，在稍远处还划给了一眼空窑洞。
　　在槐下新村，父母又为我添了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么一大家子人，一眼窑里实在住不下。面对这一切，父亲坚定地说：“必须再有一眼窑了”。
　　父亲的一生有两个人终究绕不开。一个是大老舅，另一个就是三老舅。如果说大老舅是父亲的恩人，他养育了父亲，给了父亲一个家，那么这个三老舅，可以说是父亲生命中的一个“劫”。
　　三老舅年轻时东游西逛，好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因此常被大老舅责骂。三老妗人称“老模范”。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三老妗是妇女队长，在一次全公社摘棉花动员会上初露锋芒，多少年后人们还流传着她的发言。
　　我们家的院子里，那面还没有打窑的土墙就和三老妗的窑洞紧挨着，另一眼空窑隔着三老妗家和一个水井。有热心人就说，让三老妗那一眼窑和我家的空窑换一下，以便把我们家凑成一座院。也不知道热心人的哪句话得罪了三老妗，不仅没有成就这件双方得利的好事，却让三老妗站在村口大骂了好几场。那个好心人再三向父亲赔礼，“都怪我多嘴，让你挨了这么多骂。”
　　父亲碍于是自家长辈，只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尽量回避，相对平稳地过了几年。但那个劫难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去：三老舅跳了我家的崖！
　　那一年，我已经上了初中，在离家三四里的南村中学住校。周末回家取馍，发现沟东头的洞坡里有人摆了灵棚。公安人员通过勘察现场，走访了解，很快便结了案，提出了善后处理意见，说死者的死亡与父亲没有因果关系，属于自杀行为，父亲不负刑事责任，但鉴于亲戚关系，由父亲负责发落埋葬。
　　此事的发生，对父亲是一次严重的打击。父亲那时经济十分困难，不仅花了不该花的钱，最主要的是受到了莫大的屈辱。从
　　此，父亲没了笑脸，变得更加少言寡语。
　　三老舅的事过后，父亲便铁了心要搬家，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不久，父亲举家搬迁，返回了他的出生地——蒿店老村。尽管是正根正宗的老户，父亲却地没一垅，窑没一眼。在亲戚们的帮助下，我们家暂时安顿下来，重新挤在了一眼窑里。
　　大哥即将结婚，董家壕的一眼窑洞显然不能住了，我们只好从沟底搬到梁顶上来，这里有个破落失修的小院子，但有两眼窑。小院地处村子最北端，前面是悬空的高崖，后面是别家的窑洞偏墙，左右是山梁平缓下来的低凹。这院子很久没人居住，我们家也是临时急需，顾不了许多。收拾停当，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住在一眼下式窑洞里，另一眼稍为规整的窑洞用来给大哥结婚。
　　回到久别的老家，又办了喜事，父亲额头上的皱纹似乎少了许多，也渐渐有了笑脸。谁知顺心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却发起了癔症，后来虽经“大师”作法，再没有犯过，但身体一直不好。村里的老年人告诉父亲，我们现在住的这两眼窑，阴气太重，不宜住人家。父亲内心很是不安，很长时间都睡不好觉，夜里总是长吁短叹。终于有一天，父亲无奈地对我们说：“必须得有一座院子了。”
　　父亲带着全家人，奋战了几个冬春，在那个崖畔下，终于打成了三眼窑洞，第一次有了他一辈子孜孜以求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座院落，我们一家人也终于摆脱了居无定所，四处借住的历史。
　　树大分杈，儿大分家。结了婚成了家的大哥大嫂两口子提议要另起炉灶。分家首先就是分院子，已经年愈花甲的父亲，必须再一次披挂上阵，为一个自己的栖身之地——新的窑洞，开始新的挖掘。
　　也是机缘巧合。下户后，紧挨着我们家的那个集体饲养场要出售。父亲早就看中了这块地方，因为它挨着我们现在的窑院，场地宽大。由此，拉开了父亲为窑院奋斗的最后一幕。院子里最不缺的就是土。父亲挑水渗土，平整场地，修理打胡基的工具。一个石杵，一把铁锨，一方胡基模，一筐草木灰，一块残破的石碑面。一切准备停当，翻搅渗好的土，让它干湿恰当，握在手里成团，抛到地上散开。
　　若说打胡基是一个人的舞蹈，那箍窑便是一群人的“合唱”。这三眼破窑的复杂和危险在村里出了名，很多瓦匠都望而生畏，尽管父亲出了相当可观的工价，他们也不敢贸然上手。后来，涧东村远近闻名、人称“任大拿”的箍窑师傅被父亲请了来。
　　任大拿接了活，还临时从我的亲戚中抽出精兵强将，组成一支队伍，专门服务他和副手箍窑，共三人：一人运土兼放水，一人出槽兼上堆，一人装包兼上架，就像一个小型流水线。整个施工现场水行磨转，有条不紊，各种工具的声音，伴随着人们的动作响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汇响成铿锵动听的欢快歌曲。
　　十年辛酸修窑洞，双鬓染雪终有成。从买下集体这三眼土窑洞起，父亲年年打胡基，年年箍窑洞，大修小修不断。同时父亲种地、养牛、磨豆腐，手头稍有积攒，打的胡基够用，便请匠人，邀亲戚，重启年复一年的修补窑洞的工程。
　　十年里，父亲像蚂蚁啃骨头一般，以一己之力，用口挪肚攒的节俭筹措点滴资金，不惜力气，宁受苦累，一双手磨出满满茧子，两只脚穿烂多少双布鞋。原来满头的花发，如今全白了，过去挺拔的腰背，弯曲得更低了，父亲用他的日渐苍老，换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眼窑，也换来了弟弟结婚的第二眼窑。弟弟婚房建妥那一刻，父亲那双深陷在皱纹里的眼睛，流出了悲欣交集的滚滚泪水。
　　庄稼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土养人，也费人。修复第三眼窑洞时，七十岁的父亲明显苍老了。最后一眼窑还没抹上泥，安上门窗，盘上锅灶土炕，而父亲实在干不动了，举起的镢头抡不了几下，便气喘吁吁，挥起的铁锨没铲几下，就觉得沉重。
　　他真的是累了，也真的老了，这最后的一眼窑，终究没有在他手上完工。他没能实现心中梦想的那个三眼窑的院子，这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站在这眼空洞的窑前，回头北望，越过山梁土塬，远处的中条山苍茫屹立。近处的黄河，波浪滚滚，涛声阵阵。滩涂里，丛丛芦苇，飘起朵朵白色的芦花，在这个萧瑟的时刻，回想父亲一生为窑洞的奔波劳碌，不由得唏嘘不已……

　　（作者单位：平陆县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