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峰

　　晋西北的黄土高坡，春天总裹着股凛冽的寒风。1942年的风尤其烈，卷着远处炮楼的硝烟味，把村庄上空的炊烟都撕得七零八落。奶奶常说，那年的风里藏着刀子，既刮在脸上，也剜在心头。
　　那时父亲还在奶奶腹中，日本鬼子的“扫荡”像催命的鼓点，三五天就响一回。鸡叫头遍，天刚蒙蒙亮，爷爷就会牵着奶奶往村后的狼窝沟钻。山沟里光秃秃的，只有几丛扎人的沙棘，枯黄的枝条在风中凌乱地飞舞。奶奶怀着身孕，走一步要喘三口气，每块硌脚的石头都像刀尖。二月的风顺着领口往里灌，爷爷把破麻袋片搭成个三角窝棚，奶奶缩在里面，手死死护着肚子。远处村里的枪声一响，她的身子就跟着抖。就是在这样一个飘着雪片的清晨，父亲在窝棚里降生了。哭声细若游丝，爷爷赶紧把他揣进怀里，用体温焐着。奶奶望着远处烽火缭绕的山梁，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在衣襟上洇出深色的痕。爷爷摸着奶奶的头说：“生在这烽火里，是苦了娃，但也得让他活着，看到鬼子被打跑的那天。”
　　这一年，比父亲大17岁的大伯，已是个身高马大的后生。他肩膀宽得能扛起整袋土豆，手掌粗得像老树皮。八路军征兵的消息传到村里那天，他揣着两个热乎乎的窝头，和同村九个小伙子一起站在了村头老槐树下的征兵站。“娘，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帮您种庄稼。”他说这话时，太阳正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要一直伸到天边的战壕里。奶奶后来总念叨，那天的太阳毒得很，把大伯的脸都晒得通红。
　　大伯去了兴县蔡家崖，那是八路军晋绥军区总部的所在地。训练的日子苦得钻心，天不亮就起来练刺杀，枪杆磨得手心起泡，血痂结了又掉，掉了又结。夜里睡在土炕上，听老兵讲平型关的故事，他总攥紧拳头，指甲嵌进肉里。因为身手利落，他被选进了首长警卫排，从此跟着首长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他见过炮弹在身边炸开，泥土溅满全身；见过战友倒在血泊里，最后一口气还喊着“冲啊”；他腰间的刺刀换了一把又一把，身上的伤疤添了一道又一道，每道疤都藏着一段生死瞬间。
　　那些和大伯一同参军的小伙子们像秋后的叶子，一片接一片落了。二柱是第一个走的，在一次伏击战中，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他抱着炸药包冲向鬼子的卡车，爆炸声震得山都在抖；石头牺牲在攻打碉堡时，流弹穿过他胸膛的那一刻，手里还攥着从家里带的红绳子——那是他娘给他求的平安符；最后一个牺牲的是喜子，消息传来时，大伯正在给首长擦枪，抹布“啪”地掉在地上，他盯着枪管里自己模糊的影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十个同村的后生，最后只有大伯活了下来。他说，每次战斗打响，总能看见弟兄们的脸在眼前晃，他得替他们多杀几个鬼子。
　　大伯后来回到家里总爱坐在炕头上给我们讲过去的事。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他脸上，那些深浅不一的伤疤在光里格外清晰。讲到激烈处，他枯瘦的手会突然攥紧，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亮，像战场上刺刀的光。“不是我命大。”他总说，“是那些弟兄们替我挡了枪子儿。”然后他用粗糙的手抹一把脸，像是抹掉眼泪，也像是抹掉那些不忍回想的画面。他说，抗日战争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事，为的是再也不当“亡国奴”。
　　2014年，我和父亲去成都看望大伯。那时他已卧病在床，说话都喘着粗气，却拉着父亲的手不放。他说：“想回……回狼窝沟看看。”声音微弱，“看看那片沙棘……是不是长绿了……看看弟兄们的坟头……长草了没……”他说这些年总梦见以前的事，梦见二柱塞给他的半块干粮，梦见石头唱的跑了调的山歌，梦见喜子说打完仗要娶邻村的二丫……
　　如今的晋西北，风里是花草的清香。狼窝沟早已长满了绿树，沙棘丛变成了果林，村庄里盖起了红顶白墙的新房，父亲常带着我们去看那棵大伯亲手种下的松柏，它长得笔直，像他当年站岗的模样。那些牺牲的小伙子们没能等到抗战胜利，他们用生命把希望永远种在了这片土地上——是翻滚的麦浪，是嬉闹的孩童，是再无硝烟的人间胜景。
　　80年过去了，当年的烽火硝烟早已被岁月抚平，化作田埂上的露珠、枝头上的新绿。而那些曾在风里浴血奋战的身影，始终成为站在黄土高坡上最挺拔的松柏，让每一缕吹过家乡的风，都带着对安宁的守护，对未来的期许。这生生不息的人间，正是他们用生命托举起的、最动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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