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时的那个年代，看到戴手表的人觉得都十分神气，多希望自己也能戴一块啊，哪怕是戴一会儿也好，但村上只有学校的郭校长戴着一块手表。
　　那个年代手表绝对是奢侈品。普通人是买不起的，小孩子就更不用想，但小孩子有好奇心，戴不上手表，就喜欢用圆珠笔或钢笔在手腕上画手表，自己画不好便让哥哥或姐姐给画。看着画在手腕上的手表，自己也觉得十分神气，至于时间无关紧要。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小孩子在手腕上画手表还着实是“火”了一阵。那时，“戴”上画在手腕上的手表也感觉很阔气，很有风度，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小孩子“画饼充饥”罢。
　　其实，那时戴手表好像时间不是那么重要，大人上地劳动和小孩们上学都靠钟声，时间再准也没用。因此，戴块手表主要是摆酷。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如果添置了一块手表，就会专门把袖子挽起来，或者在众人面前撸起衣袖抬高手腕看时间。与其说是看时间，倒不如说是在“亮富”。
　　那时候，农民的日子温饱还没解决，哪有买手表的想法。当时乡下供销社最贵的商品就是手表和自行车，而买这两样东西，还得要专供票。农民不要说没票，就是有人给票也根本买不起，压根儿也不去想。那个艰苦创业的时代，手表“上海牌”的居多，一块手表120元钱，这对于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六七毛钱的社员来说，扣除了口粮款，不买其它，劳动一年也买不起一块手表。
　　我真正拥有手表是当上民办教师的那一年。那是1978年三中全会后，我刚当上教师，担心把握不住时间，误了教学工作，就和父母商量买一块手表，父母也同意，可就是手头缺钱。但要凭我的民办教师每月十八元的补助工资，即使平时不花一分钱也得七个多月才能买到手。为了实现我的愿望，秋后，父亲和几个村民合伙到太原搞副业，到了年底，加上我半年的民办补助费，才买回了一块“北京牌”手表，表价120元。第一次戴上属于自己的手表，感觉真的很风光。在教室对着学生不好意思炫耀，但去看戏赶会，也和刚有手表的年轻人一样，会故意把衣袖往起撸，生怕别人看不到，或者走几步就抬起手腕假装看看时间。这其实不是看时间，而是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戴上手表了。
　　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民腰包鼓起来了，当地谈婚论嫁开始流行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录机等“三转一响”的彩礼了。其时，手表才真正走进农家，首先戴在了农村新娘的手腕上，随后才逐渐在农村普及开来。那时，手表有男式的、女式的，品牌有上海、北京、辽宁、钟山、钻石、凤凰……价格从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
　　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人们是从哪一年开始不戴手表的。好像我是在1995年前后，就不怎么戴手表了，戴腻了？还是嫌它累赘，我也说不出道理，见大部分人不戴了，我也就不怎么戴了。只有出去当监考和出门时才戴一戴。2004年我有了手机，手机上可以显示时间，从此，我就彻底不戴手表了。
　　我的青年时代，“北京牌”手表在我的手腕上光彩了好几年，给我找对象也作过重大贡献，同村年轻人借我的手表去相亲也风光过，自信过……而到现在，过去流行的手表成了古董，似乎还有人收藏。
　　仔细回忆起来，时间过得真快，当年那种兴致满满戴手表的乐趣，也在不知不觉中永远逝去了。
　　就在前几天，我整理书柜时，翻出了那块“北京”牌手表，我顺手给这块表上了一下劲，表针就动起来了，且发出“滴嗒”“滴嗒”的声响，这清脆的声响，仿佛在讲述那些被遗忘的岁月。

侯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