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三年,可不是简单地在课堂上学习的三年,情况复杂多了。在这儿,我就给大家讲上几件事儿。
劳动建校
1959 年夏,我考入桐峪初中。学校设立在桐峪西街最西头的老爷庙里。这里原来是“左权县第三民族抗日学校”,老百姓叫“三民校”。这可是个有名气的地方。1941年7月7日至8月15日,著名的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这里召开。会议召开了整整四十天。开国将领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同边区党政军财文各机关代表、工农兵学商代表、各界民主人士欢聚一堂,共商国是。后来这里被誉为新中国“三三制”民主政权的诞生地。
老爷庙正对面有一座戏台,我所在的“中三班”就在这座戏台上。戏台前面做上隔扇封闭,从西侧墙外的石台阶上去就可进入教室。庙的前院正殿就是临参会的会场,那时是“中二班”,庙的东院有一座大房子是“中一班”,庙的后院南房是学校食堂。前后院的东西厢房则是老师们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外村来求学的学生则寻房居住。
学校是1958年才招生的。二年级两个班,我所在的一年级一个班。因老爷庙房屋有限,1960年计划再招两个班,就没有教室了。因此公社决定在桐峪村东一块大平地上兴建桐峪中学新校舍。这样,我们三个班除了正常上课学习外,每周半天的劳动课和星期天就有了一项任务:到三里外的下武村砖窑上往新校址抬砖头。大男同学一次担十块左右,女生和小个子男生合作抬砖,两人抬十到十二块。半天两趟,累得我这个身小体弱的小男生真够呛。
吃糠咽菜
1960年师生全部搬进青堂瓦舍的明亮教室,学生也都住进了十人左右两间房一盘大炕的宿舍。按说条件好了,该一心一意学习了,不行。原来,1958年“大跃进”时期,人们大炼钢铁,好多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大办食堂又大吃二喝地把粮食吃了个盆光碗净。
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大旱,天灾人祸,国家困难,粮食奇缺。每个学生从本大队带的每月三十斤粗粮根本不够吃。于是学校就采取了几条措施:
一是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劳逸结合”。取消了早晚自习,不上课间操和体育课。九点和下午四点两顿饭,且定量。一大碗几乎不见小米,煮点豆叶的小米稀饭,一指厚的一个玉米面小黄蒸,饿得我上课时只想着吃饭。二是开荒种地。学校的领导与教师利用星期天,带领学生开荒种地,种山药蛋、红萝卜、菜根等以补贴伙食。三是让学生剜菜和回村取菜。学校经常让学生去豆地里摘豆叶或到田野里挖能吃的野菜。我是个没娘孩儿,也是个娇养孩儿,认不得野菜,更没有摘过豆叶。每逢这个任务下来,我就发愁。好在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他们把自己的野菜或豆叶塞在我的筐里,才让我到学校勉强交差。
再就是让学生回本村取菜。我记得当时学校要求,每学期开学每人要带十斤胡萝卜。我回村后,就找到队里的保管,他带我到队里的萝卜窖里给我装了半筐烂萝卜。我嫌烂不要,他说:“白给你还不要,不要就不要拿了!”说着就把筐摔在地上,我便抽抽泣泣地哭了起来。他一看我哭就心软了,拍了拍我说:“孩儿呀!咱村人也吃不饱呀!我给你重拿吧!”说完他又进窖内挑好的胡萝卜给我装了半筐,我才高高兴兴地交给学校。
喝揪片把姑姑喝哭了
一天,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到学校开的荒地里收胡萝卜、白萝卜和菜根。半下午我背着一口袋菜根到了村口,因为没有吃中午饭,饿得不行,便坐在路旁,取出几个菜根吃。谁知越吃越饿,原来菜根是消食的。
饿得心慌的我来到离学校还有三里地的三里庄村,就想到姑姑家找点吃的。姑姑一见我非常高兴,就给我做了一锅揪片汤。就是把白面擀成片,切成宽三指左右的面条,再揪成一片一片的煮在锅内,加上油盐酱醋调味,那真是天下第一美食!我一连喝了四碗。姑姑说:“不要喝了,怕撑着。”我说:“再少喝点。”姑姑又给我舀了多半碗,我三下五除二又喝了个底朝天。姑姑一边哭一边说:“看把俺孩儿饿成甚了!不敢再喝了啊!撑着了也是坏事啊!”其实锅里已经没有了。姑姑哭着又把我送到村口,看着我朝学校走去。
奋发图强
初中三年,学习紧张,生活艰苦,却十分快乐。因为建校劳动,野外挖菜,山沟种地,师生们总是互帮互助,亲如家人。课余时间除了劳逸结合那段时间,学校还组织篮球赛、乒乓球赛、拔河比赛等活动,每逢“五一”“国庆”等节日,还要举办文艺晚会。晚会结束后,老师还把各班好节目挑出来,去桐峪镇上的大戏台公演,上台的师生很是风光。
我打心眼里觉得老师如父母,同学如兄妹,温暖至极。老师教学认真,学生学习刻苦。一二班中考按比例名列全县第一,校长说这是“打响了第一炮”,我们三班教室的后墙上则挂上了“努力学习打响第二炮”的红布白字标语。当年左权中学高中只招收一个班,仅桐峪中学就考入了十名左右,占全班的四分之一,也就是占全县的四分之一。
艰苦炼人,吃苦励志。当年在桐峪中学教数学的马文丁老师四十多年后重返左权和同学相聚,挥笔写诗曰:
回首四十七年前,
读书建校两不偏。
半米半菜未觉苦,
陶铸群雄遍左权。
这是老师的自豪之语。我们绝不堪称“群雄”,但我们也都成了国家大大小小的有用之才。
张基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