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名叫湘晋，一看这名字，人们就会猜到我与湖南和山西都有缘。没错，我出生在湖南长沙，父母为了填补大伯没有孩子的遗憾，我就来到了山西。
　　20世纪50年代末，一岁的我断奶后，就来到养父母家。养父是干部，每月五十多元工资，在那个时候是不低的。虽然养母不上班儿，但我们的生活也很富裕。邻居们都很羡慕，说父母把我给到这样的人家，真是好福气。养母经常给我做花衣服，做好吃的，养父更是视我为掌上明珠，只要他下班回来，我准在他的背上。
　　因为养母不上班，我可以不去托儿所。养父给我买了许多玩具让我在家玩，小布人儿、小锅小碗儿、小铲儿小勺……我一个人又当爸爸，又当妈妈，又当孩子，还常常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玩得不亦乐乎。养母不和我玩儿，只会挪着一双小脚在地上转悠着做家务。养母说一口武乡话，我跟着她学了不少。我三岁多的时候，老想去外面玩，养母一双小脚追不上我。好多次因为追我摔得不轻。
　　四合院儿里住着一户邻居，他家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加上爷爷辈儿的，好大一家人。我喜欢去人家饭桌上吃饭。经常提着个枣木饭碗儿，握一把小勺儿就去吃人家的红面剔尖儿、玉米面煮疙瘩、豆面抿圪斗。养母总是急着喊我回来，可我就是不回去。那时的我，总觉得牛奶白面不如人家大锅里的“红面糊嘟”好吃。那时，这家的奶奶常常问我：“湘晋，奶奶拿我家的红面去换你家的白面让不让？”我总是回答“让！”逗得奶奶全家人哈哈大笑。他家三小子比我大几岁，总是刮着我的鼻子大嚷：“没皮没脸的小妞，干嘛老在我家吃饭？”他一吼，我就哭，他父母就要揍他，他就一溜烟跑走了。有一次，他想用窝窝头换我的面包，我没换给他，我换给了他的姐姐，他生气了要揍我，她妈妈去管他，他一躲，结果把锅碰翻了，锅里的热汤面溅出来，把她妈妈的脖子都烫伤了。这事把我吓得不轻，一连几天我都不敢到他家去。但我还是羡慕他们一大家子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热热闹闹真好！
　　听养母讲，小时候的我很不省心。我三岁那年，有一回，养父加班，养母到邻居家办点事儿，说很快就回来，叫我不要到处乱跑，让我一个人在家玩儿。大晚上的，我有些害怕。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门，身子挤在墙角里，墙角有个帆布箱子可以挡着我，好像有一点点安全感。这小箱子是长沙的亲生父母送我回来时带的，一同带来的还有一个枣红色的樟木箱子。这两个小箱子成了我幼年时最好的伙伴。养父母搬了几次家，但这两个箱子都会放在大通铺上，箱子旁还放着我的饭碗儿、玩具什么的。养母在地上干活时，我就在两个箱子上玩儿，鼓鼓的帆布箱子，硬是让我把箱盖坐凹下去了。我等不回来养母，就害怕得边哭边喊：“妈妈，快回来呀！我害怕呀！”泪眼蒙眬中看到门背后贴的门神瞪着大眼睛，我更害怕了，哭声都能震天了。邻居刘姨听见我的哭叫，赶紧帮我找回了养母。我已经哭着睡着了。后来刘姨数次给我讲这段故事，每次都会感慨地说：“湘晋，你妈对你是真的疼爱呀！她看见你哭，她也跟着哭，还一直说是她不好，不该留你一个人在家，还说她是个不称职的妈妈。”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养母让我提个大锅到面粉铺领白面。临出门，养母给了我一块钱，我装在口袋儿就出门了。到了面粉铺，翻遍所有的口袋儿，就是找不到那张红色的一块钱。这下把我吓得够呛，提着个大锅在街上来回找，还是没找到。我怕养母生气，也不敢回家，蹲在面粉店门前台阶上哭。养母半天等不到我回家，到面粉店来寻我。听我说是钱找不着了，急得什么似的。因为那时的一块钱能买好多东西。她把我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一堆糖纸摊在地上，唯独不见那一块钱。养母气不打一处来：“整天攒这些没用的糖纸，却守不住一块买粮的钱。一块钱了呀，心疼死了！”说着扬起手就要揍我，我知道她很生气，就乖乖地撅起屁股让养母打了两下，见她还是不解气，我扔下大锅就跑了，直到天黑养父回家了，我才回去。
　　我家住在四合院儿的南房，北房里住着一家在药店上班的大户人家，他们家的大儿子19岁，据说手脚不干净。一天晚上刮大风，不知最后一个是谁回来的，没记着关大门，全院住着8家，就有6家丢了门帘子、铁锹等物件儿。有人去公安局报了案，下午就把他带走了。晚上，公安人员又把他送回来，说东西不是他偷的，小偷已经逮住了。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养父说过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做人要学好，一旦做过坏事儿，就很难让别人相信你了。”这句话，我长大后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我是在养父母的精心关爱和呵护下长大的。他们把我当成唯一的心灵寄托，冰心先生曾说过：“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进入花甲之年的我说：“童年的时光很短，但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很长，长到需用一生来讲述。”

霍香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