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位林有个魁星楼，砖木结构、上下两层，高高耸立在村子的东南方。
　　听村里人说，日本人来了以后，要在阳平据点修炮楼，就把魁星楼的木料和砖块拆走了。从那以后，位林村的魁星楼就变成了一个伤痕累累的土疙瘩。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华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山西军阀阎锡山在八路军的建议下，由共产党员薄一波担任领导人组建了一支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稷山有个县长陈捷弟，广泛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爱国青年积极报名参加“决死队”。
　　位林村位于稷山的西北角，偏僻而贫穷，这个村的韩来福知道了“决死队”招兵的消息，就和同村的三个年轻人牛三科、蒋正旺、王长水商量一同前去。四位满怀报国热情的热血青年，不顾父母的担忧，不念妻子的哀恋，不管儿女的恓惶，义无反顾地抛家舍业，报名参加了“决死队”。
　　那一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点儿，田野里的积雪已开始融化。高堰上的魁星楼巍然屹立、群众欢送的锣鼓声震天动地，四青年跟着陈县长，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抗日的征程。
　　也就是那年腊月，韩来福所在的部队在一次和日军交战中，为了得到日本人的一杆枪，他追随两个小鬼子进了一个山坳里。结果，他再也没有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县烈士档案记载，韩来福失踪。
　　那年，他32岁。
　　和他一同参军的牛三科和蒋正来，打了几年仗，负过几次伤，后来是死是活……档案没有记载。
　　牛三科参军时只有19岁，小他一岁的妻子后来再未改嫁。妻子和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相依为命，苦苦守望了57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未得到丈夫的只言片语……
　　20岁的蒋正来始终没有音信，同样下落不明。当年他留下的一个女儿出嫁后，他的老父亲绝望地说，从这娃走了以后，蒋家的香火就断啦。
　　27岁的王长水，当年夫妻二人已生育一男二女。想到可怜的三个娃从此没了父亲，妻子独自一人追到了县城，找到陈县长哭哭啼啼，苦苦哀求，最后王长水当兵不成，返回家乡继续种了地。
　　后来听说，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经过几年发展壮大到四个纵队，共计40个团6万多人，成为山西敌后战场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位林村四青年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每当人们提到“决死队”，村里人总会自豪地说，我们村当年曾有四名“决死队”的战士！
　　1938年，日军占领了河津，为实现“以华制华”的罪恶阴谋，便强迫曾担任过右玉县县长的河津人士周令名出任河津县县长。具有民族气节的周先生断然拒绝，星夜辞家逃到四面环沟、交通不便的稷山县位林村。
　　该村田舍娃深明大义、不畏强暴，毫不犹疑地收留了他，为了安全并让其改姓为田。后来，他又将周先生的妻子和孩子接到位林，安置在自家的马房院内居住了下来。
　　当时位林村没有学校，深知“非学无以立身，非教无以立国。”的周先生，把孩子们集中在魁星楼坡下的窑洞里，在没有课本、没有黑板、没有纸墨笔砚的艰苦条件下，他手拿柴棒在地面上写写画画，手把手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后来，村里在牛家祠堂成立了第一所小学，周先生也就成了该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教师。
　　周先生在位林励学笃行、辛勤耕耘，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有志向的爱国学生。
　　在抗战艰苦的岁月里，年仅16岁的王福全在周先生的鼓励下，到乡宁北岭抗日民族革命大学上了学。两年后，他以学生干部的身份参加了晋绥军，从战士到排长，一路杀敌，屡立战功。
　　一次，王福全所在部队在稷山东蒲村被日军包围，他们与敌军奋战数小时，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最后突围撤回北山。同年，这支部队在万荣县望嘱村与大扫荡的日军再次相遇。当时日军1000余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军200余人同日军殊死搏斗，终因敌众我寡，大多数战士壮烈牺牲。
　　抗战胜利后，王福全在河津县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重返故里务农。
　　周先生教育出来的学生还有解放战争随军南下四川，后升任为县委组织部部长、区委书记的牛桃山，1956年在四川平叛战斗中，身负重伤，光荣牺牲。以及在稷山杜启明暴乱中，英勇抗击叛乱分子，不幸被俘、惨遭杀害的狄小五。
　　日军侵占河津稷山以后，在吕梁山前沿一带设立了很多据点，他们经常出兵在周围村庄烧杀掠抢。位林人亲眼看到了本村王海子在泊池边被日本人用皮鞭活活打死的惨烈画面。
　　那一年，日军在河津东庄村进行扫荡，全村被杀绝了15户，126名无辜群众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很快传到与河津相邻的位林村。群众个个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便成群结队逃到村外的荒沟去躲避。
　　那些年，跑反的事时有发生。1939年夏，十几名日军来到位林村，机智勇敢的牛彦子为掩护群众转移，在魁星楼南坡的一条土堰上，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右腿，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对日本人深恶痛绝的牛彦子，国仇家恨，刻骨铭心。四个儿子有两个意外身亡后，他又将三儿子送到了军营。三儿子牛因堂在祖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军区驻守边防。转业后，又回到稷山公安机关化峪派出所从警23年。为保家乡一方平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1年，盘踞在邢堡据点的日寇绿野部队，出动日伪军200余人在周围各村抓苦力。位林村牛甲寅与化峪镇几个村的冯临庆、薛玉太、龚九鼎、王心安、卫福林等9人不幸被抓。
　　还未成家的牛甲寅，血气方刚、极力反抗。他一边鼓动几位同伴誓死不为日军出苦力，一边嘴里愤怒地高喊着谩骂日本人的话语。日军恼羞成怒，把他们五花大绑，用大车拉到西段沟边的空地上。
　　日伪军强行将9人押到沟边、跪成一排，并用绑腿带捂住他们的眼睛。惨无人道的日军小队长抽出带血的大刀，残忍地将9位青年砍头杀害，并把他们的尸体推进了深沟。
　　被日军驱赶来的百余名群众，不忍目睹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个个流着眼泪回过了头。
　　天空中一道电光闪过，翻滚的乌云顷刻间化作倾盆大雨，雨水和着血水染红了脚下的这片土地。
　　第二年，9位青年倒地的地方，奇迹般地生长出一丛丛金黄金黄的野菊花。
　　年仅17岁的牛甲寅，没有成家当然没有儿女，位林村的乡亲们把他安葬在魁星楼对面的土梁上，并栽植了三棵翠柏陪伴他孤独的灵魂。
　　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在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中，滔滔洪水把魁星楼的土疙瘩冲出了一条大裂缝。土疙瘩并未因此而倒掉，依然在风雨侵蚀中坚强地挺立着。
　　一座魁星楼，见证了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见证了位林人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时间过去了很多年，位林一代代年轻人，看到村东南那孤零零的土疙瘩不知是何物，年长者叹息一声——
　　唉！那是咱们村的魁星楼。

郭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