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同作家齐心协力，出版《北魏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11部，浩繁卷帙，抒写了北魏时代这部大书，挖掘了大同历史名城这个富矿。
　　大同，史称平城，因北魏历史镶嵌于此而成为历史名城。平城由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创建，之后，北魏拓跋氏历代皇帝徐徐增设之，太武帝拓跋焘一统大北方，使平城一度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成帝拓跋濬开凿后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文明太后冯氏在此总设计太和改制；为使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统一南北方，一代明君孝文帝元宏在平城的改革闻名于中外历史，包括使平城从此归于沉寂的迁都洛阳……这几位皇帝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平城前期汉臣崔浩、贯穿几任皇帝的老臣大儒高允、平城后期实力派改革家李冲、佛教高僧昙曜、道教国师寇谦之、文学家兼地理学家郦道元……共同组成了北魏时代的坐标型人物。特殊的历史时期孕育特殊人物，产生奇异风景。从他们身上，隐隐可见对隋唐文化的影响与河西儒家学问的流脉，隐隐可见开放包容兼纳“去故崇新”渐为后世各民族文明大主流的根祗理念与方向格局，隐隐可见时代流变人心向前人性向善的可喜姿态与渴盼愿景。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文明大传承、文化大吐纳、人性大开合、人心大揉滤的时代，正如书法上将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石刻杂糅才有了气势非凡、继往开来、“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的魏碑体一样。繁华易逝，有形可灰飞烟灭，但文明大河却亘古滔滔、向前挺进、愈行愈阔。
　　聚焦北魏历史时期平城历史上的11位人物，他们与默默于风尘中的无数劳动人民一起，为平城以后成为融儒释道于一体具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为其经济繁荣、政治开放、文明兴盛奠定了历史基础。他们“或雄才大略、超群绝伦；或总揽朝政、日理万机；或拳拳事君、孜孜奉国；或安邦治国、抚恤百姓；或补偏纠弊、革故鼎新”，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特定人物在那个特定时代，传承北魏开放、融合、改革、进取之精神，尽己所能，为共同推进民族融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古老文明向前跃进，完成了一曲分部协奏大合唱。
　　大同作家协会凝心聚力，推出11部传记，同样是明智的，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文学、美学、历史价值，甚至经济与社会意义。这套丛书里，其中就有李文媛的《孝文帝元宏》，崔莉英的《汉臣崔浩》。
　　文媛与莉英的作品之前看过不多，光这两部人物传记，其严谨态度、创作实力、文字功底、文本驾驭力、资料分解统筹消化吸收转化力，便可窥豹一斑。《孝文帝元宏》与《汉臣崔浩》依一般人物传记惯例，以第三人称视角，按时间顺序叙写，宏阔中不乏细节，细节中透显真实，叙述中夹杂议论，议论中略带抒情，潺缓展开孝文帝元宏与汉臣崔浩波澜壮阔的一生，从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动态、战争硝烟、风俗人情、人心律动、感情纠葛与人物命运，或坚决到无以复加，或传奇到色彩斑斓。正如文媛所说：“我与他，仿佛已是一体，不忍分别……”据悉，作家与传主之间采取的是认领制。文媛之所以选择元宏，是感念其童年失母、幼年丧父，在既敬且怕的祖母抚养下成长，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发愤苦读，几乎没有普通人的天伦之乐。这样一位少年皇帝，最后依靠强大的心智，成长为“一心只有国家而忘了自己”的有为明君。文媛想把这种苦难中的超拔、人性中的坚韧写出来。莉英之所以选择《汉臣崔浩》，其初衷是想思索，崔浩这样一位“有诸葛之智张良之谋”的汉人臣子，在北魏大融合大动荡时代，满腔报国激情与盖世才华，却未像两位前贤那样善始善终，其缘故何在？这也正是吸引身为报社一线记者，多年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的莉英深深思考的契机与题眼。写人物传记或成放射状，或成聚焦状，前者由人物铺陈、展开、透视一个大时代，从而在时代的宏阔中尽显人物命运兴替潜因；后者由时代而人物，最终还要再回到时代赋予人物的命运上，两位作家由此倾情抒写、哀婉惋惜、由衷赞叹，或时也？命也？运也？盖三者皆有之。
　　其实就传记而言，其手法介于小说与纪实之间，也不外乎是塑造人物、再现历史、升华情感、借史鉴今，从而挖掘出历史人物的题材时代性、历史先进性与人性恒久性，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秘密通道。它虽然有别于小说的纯虚构，但在语言、叙事、人物塑造、情节铺陈、场面再现、细节描摹上，也不是不可以借鉴互通。著名纪实作家赵瑜先生说过：“语言而外是叙事，叙事之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从报告文学的基本类型看，人物、事件、情节、场景等是文本的主要构件。因此，报告文学和小说一样，是一种再现性的叙事文学样式。可自觉地借取小说、戏剧的叙事艺术为报告文学写作所用，这是好的纪实作品之文学品相叫好的重要因素。”以此来看，文媛与莉英二人的两部作品就做得不错，分别以传主为中心，成功塑造了一大批人物，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尤其是《孝文帝元宏》，语言拿捏得精准到位，时不时还以现代人的用语姿态幽默一下，使读者读起来忍俊不禁，随后抚卷长思。
　　更值得一提的是她们查阅史料的深度、广度与宽度，对史料掌握得丰富、翔实与熟稔程度，许多相关史实，仿佛信手拈来，使读者在阅读之余，增知益智，开阔视野，很难想象他们耗心费神，下了怎样长期而艰深的功夫。
　　这套丛书，正如任勇先生所言：“整部丛书，人物塑造上基本统一，但风格各异，是对大同地域文化的一次深度挖掘与有序梳理，更是大同作家创作实力的一次整体展示，她会随着岁月流逝价值愈显，意义愈明。”

王秀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