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年纪轻轻就已经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的人不一样，直到结婚三四年后我才拿起笔来，试图以小说的方式介入生活。在可供表达内心的众多方式中，为什么选择了小说而不是散文或者诗歌之类更简便而直接抒情的体裁？我感觉文本的选择和人生的其他选择一样——是双向的，一方面小说更为平静的叙述方式和大量的铺排以及虚构的却又无比真实的人生体验吸引了我，另一方面在我的笔下小说人物也完成了他们的重生，同时，我也在小说里不断回望中试着与自己和解。
　　当代小说创作同从前的地域性作家群落划分相比似乎具备了更多个性化的色彩。但是受信息发达因素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距离既在加倍扩大，又在无限缩小，人们的兴趣不再指向风物，而是转向个人的遭遇。所有的一切都在昭示着，人们在处理城市生活时即便没有共同经验的气象，也显得大同小异。互联网让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也就更加能实时地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很容易被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无力感捕获，被弥漫的焦虑所影响甚至吞噬，是许多人的真实感受。当互联网在算法辅助下争夺流量时，带来了更加碎片化也更加极端化的观念表述。看似热闹的互联网，反而把我们放逐到了一个个观念孤岛上。
　　时代的部分焦虑也出现在我的小说中：潮热、暗郁，人物情绪的捉摸不定，生活表征的隔阂与误解随处可见，但对生活的温热却一直都在。我的第一篇小说《3%灰度》发表在《山花》杂志，同年发表了6篇小说，其中《那与那之间》被《小说选刊》选载，同时还获得了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五。这些年写了很多短篇、中篇，再后来写了长篇，短篇和长篇都获得过赵树理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一些奖项，同时也不断被选刊选载。小说也经历了从最初沉迷于小说细腻的表达方式和变换语言模式以及自我探寻里不可自拔，到后来一点点落到现实视角外延，从纯灰色抵达了一种对现实的犀利却温情的描述。
　　2017年到2019年我在榆次区东阳镇挂职副镇长。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农村，同时也为我的人生和写作打开了另一扇门。我眼前的乡村和上一辈人小说里的农村不完全一样，没有那么魔幻也没有那么荒凉，他们是热闹的有活力的甚至是跳脱的。这些和小镇的地理位置大概也有一定关系：不与城市接壤但交通比较便利，拥有既不闭塞又相对独立的空间性；地势相对于其他乡镇也更为平坦，适于扎各类温室拱棚，在土地里种、收都相对容易些，且不必翻越丘壑，从土地上获得的一切足以让他们留恋这块土地所以人口流失也并没有那么严重。一个地域里群体中有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小孩儿才是最稳定的构成。这里就是这样，夏天的傍晚小孩儿的吵闹声和南方树上的蝉一样，冬天蹲墙根晒太阳的老人又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城里住平房的时光，而一年四季还是那些中年人最忙，忙着在土地里鼓捣。他们一点儿没有老辈人的死板，反而在种田上面鼓捣出各种新花样：西红柿种在椰子壳碎屑上面，拱棚安了卷闸，还能调温。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上午还吵得不可开交的两家人，没几天这家结婚另一家竟然该帮忙帮忙该吃饭吃饭还热络得很，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随后的争吵，更不妨碍得闲一起跳上一阵儿欢快的广场舞，他们没有和好这个过程和环节，一切自然而然随心所欲。时间久了我竟然开始心生羡慕：原来生活竟可以这样，人可以这么肆意地活着，像孩子一样高兴和生气任凭心性。后来某一天我竟然喜欢上了之前在城市最讨厌也最怕听的锣鼓声，在一片开阔地上，锣鼓喧天的时候，面对空旷你会不由得肃然起敬，同时又特别想和他们一样大嗓门说话，大声放肆地笑，那时的天地也变得宽广起来。
　　更幸运的是我挂职的两年随着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这个小镇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从乡村道路改造到基础设施建设到网络运营管理，两年里镇上建起了垃圾处理站、污水处理站、天然气进村入户、暖气进村入户，道路硬化、亮化，甚至从镇里通往城里的道路也眼见着从开始打洞到安装到最后做起了车辆隔离带。当然变化产生的同时也面临更多分歧和不同的声音，头一年刚修好的道路要供暖必须挖开才能埋水暖管子然后只能重新填好再铺路。修道路给村民带来的不便在持续的几个月里再逢阴雨天的时候大家怨声载道，也不断会来镇里投诉，但随后冬天集中供热花的钱比烧煤便宜将近一半的时候，大家又忍不住乐呵呵地笑两声。
　　“短视频时代”的信息，如同瀑布一般推送到我们眼前，面对这些，产生彷徨、困惑在所难免，加缪曾经说：“荒诞产生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与碰撞，而一个认识到荒诞的人无法回到曾经麻木的状态中去。”我觉得一个无动于衷一动不动的人远比麻木更加可怕。像土地上的人那样热闹、嘈杂、用力地活，是我能想到抵御这一切最好的办法。

李燕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