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化散文《司马温公》

　　李金山创作完成的《司马温公》系“典藏古河东丛书”之一。全书通过一件件一桩桩有史可查的事例，把隐伏于浩瀚字里行间的曾经生动真切的影踪、形貌、心智、劳作与付出，以及诸多的挫折、坎坷、荣辱、坚守与承受等传主内心精神世界与外在言谈举止，一点一点地重新推展到读者眼前，一步步地立体生动起来。
　　司马光及第当年即被任命为奉礼郎、华州判官后的一段时间内，常常会于夜间突然惊醒，匆忙爬起来穿好官服，手持笏板正襟危坐很长时间，皆因他忽然间就想到国家大事的缘故。作者由此断定，司马光“真可谓是大格局”。
　　面对天下不崇尚儒学已久的大环境，司马光特意将身体力行儒家思想的真正儒者颜太初先生遗存世上的光大儒学和考察国家政治得失的诗作文章，自愿搜集编订成册，并为之作序。司马光以发扬儒学为己任的作为，让作者见证到他胸怀的远大理想。
　　司马光代父亲起草《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先公知杭州为作）》，引古吴国、西汉至五代期间两浙一带民风演变，陈述如果添置弓手将会带来的利害权衡，既体现出司马光以历史眼光来分析政策将会导致的得失之特长，为后来成就《资治通鉴》皇皇巨著张目，更是突显出司马光与父亲面对国家与百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选择保护弱小一方的百姓，同时也是为了最终维护国家利益的大仁爱大忠诚。这样的仁爱与忠诚，不只是一如既往地体现在《言赈赡流民札子》、连续进谏6次的《乞罢刺陕西义勇札子》和《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等进言谏札当中，更可以说是贯穿于他几十年为官履职之始终。
　　作者还讲述了司马光于礼官任上多次敢谏善谏的事例。其中从皇帝宋仁宗的角度，融理于情的尽早立储的智慧谏言，已多有展现；而最见胆识担当的谏书，无过于他在与礼院同僚联名上谏书《论夏竦谥状》快十天不见仁宗有所反应，他和同僚又上的《论夏竦谥第二状》中柔中带刚、态度坚决的直谏之语——我等都认为，凡是做人臣，俸禄可以不多，官位可以不高，但职责之内的事情，却缄口不言，那就该杀头。这样掷地有声的大无畏气概，终于让仁宗皇帝作出了让步！
　　研读司马光的谏言逻理，他总是能从所行新旧政策当中不便民利民之“因”切入，进而得出危害朝廷、国家这个大“果”，真可谓既为人民疾苦忧虑，更为朝廷天下安危为念，这就是司马光心目中的天下认知。
　　作者于记述传主进谏故事当中，不时还会将相关知识顺带交代普及一番，繁简得当，颇有中华书局版胡三省注释本《资治通鉴》的体例风格，让读者在轻松阅读当中，同步获取许多相关知识，而不是人物故事单一线性的记写与交代，让作品显得内容丰厚踏实。
　　这种以先猪肚、再前因、后豹尾的艺术手法，以旁征博引、抽丝剥茧、相互印证的叙述功夫，很快就把笔者饶有兴致地带入了带着疑难批阅史书、探赜索隐、渐次复活历史人物的辨读当中，不断获得憬然一悟、会心一笑或者所见略同、神交已久的愉悦共鸣之感。或许，这样的记述形式，更对乐意沉浸于史籍当中爬梳、寻觅、辨析、沉思者的口味，至少很是契合笔者经常迷宫一样穿行游走、寻觅辨析于所读史书当中的神思情状，因为它既有小心求证的辨析史实的功夫，又有作家理解后的文学叙述语境，再有夹叙夹议的思想情怀，三者相揉，可谓是文质彬彬的学人格调。
　　作者的行文叙述，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引述一些记载重要事件或观点论述的原文句读段落之后，再做一番解读。虽说从故事叙述的角度，有一种反复强调的感觉。但是考虑到当下绝大部分疏于接触、阅读古典文学原著的中青年读者而言，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转圜对接效果，不啻于引导读者关注以至于喜欢上文言文阅读的有益变通手段。
　　综观作品的结构布局，作者并未以传主的人生履迹为经而有序列传之，而是借鉴纪事本末体例，根据所需突出记述的重要事件结构章节，减省掉许多生平阅历的交代冗述，既形成择要不繁的跳跃式结构，又达到突出中心故事与核心事件的效果，可谓别具面貌的重要特色。
　　相比较而言，完整的线性故事叙述架构更具流畅不隔的阅读效果，固然是最常见的文学重述形式。而作者却舍弃这种研究之后的成果性叙述形式，偏偏选择了解读、认识、走近司马光的还原式记述形式，以自己读史体会与文学性情的心路历程，融会出这样一种边阅读边诠释而后又夹叙夹议的叙述手法，犹如在与阅读者一起翻阅爬梳各样史书文献，文人笔记，从中寻觅解释出传主隐伏于浩瀚字里行间的曾经生动真切的影踪，共同面对了司马光这位历史人物是如何一步步功勋卓著起来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司马光是一个当过宰相的高官好官，至少知道他主持编纂了与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双峰并峙、流芳百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为了选择适合自己胜任的官职，完成编纂这部史书的重任，他先后辞过多少次不断委任给他的重要官职？通过这部作品，读者就会读到司马光堪称奇谈的辞官连续剧。
　　作者以纪事本末体提炼出来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并非只是简单的敷衍篇章，更传达着他所体会到的对当下现实生活所具有的启迪、镜鉴与教育的作用和意义。
　　在《司马家风》一章，司马光教导儿子司马康要秉承俭朴家风写有《训俭示康》。司马光于元丰七年（1084年）撰写出主张薄葬的《葬论》，针对当时盛行的阴阳之说所鼓吹的子孙后代贵贱、贫富、寿夭、贤愚，都与父辈、祖辈安葬的时日、坟地的山川地形密切相关之论，主张“赍送不必厚，厚者有损无益”，因为他认为：“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贤愚系于人，固无关于葬。”从中，不难感知到这位史学家所具有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李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