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们摇晃着身子尖叫着，时有枯枝断落地面。窗上的麻纸“呼啦啦——呼啦啦——”地拼命抵抗，终究还是被撕开一道道破口。这些可恶的风或是想看我们笑话！教室里的动静确实不比外面小：有不停跺脚的，有哈气搓手的，有擤鼻涕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杨老师不得不将嗓门提高再提高，以便不被各样的嘈杂声淹没：“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啊，长大了才能像我一样——挣工资！才能戴有脸的栽绒帽子！——啊，才能到县里的桥口——美美地——吃他一碗羊杂汤！——啊，啧啧！要是再泡上一根刚出锅的稀溜溜软的麻花，就更美气了！”他涨红着脸，眼里闪着亮光，脑门和嘴唇上也都闪着亮光。
　　“栽绒帽子”大家都看得见，杨老师自己就戴着呢。帽脸儿上课时挽起，到风地里时便展开，从不冻耳朵。我家也有个栽绒帽子的，外面是军绿色，棕黄色的栽绒里子少说有半寸厚，是父亲的。确实，“栽绒帽子”似乎只有在外“干事”的人才戴。连爷爷那样威严的人都没有，连三叔那样里里外外啥重活都干的人也没有！跟我们一样，天冷外出时他们也就缠着个围巾，最多戴一顶手工缝制的皱巴巴的有脸儿薄棉帽，帽檐儿还总软塌塌地耷拉着。不过，在寒风刺骨的冬天，想到父亲穿着那件蓝色大氅，戴着那顶栽绒帽子，系紧了帽脸儿捂紧了耳朵，口鼻上扣着覆满煤灰的白棉纱口罩，坐人家拉炭的顺车从一二百里外的山里一路颠簸回家，也确实需要！
　　至于“羊杂汤”，简直是天方夜谭！毕竟，连县城都没去过，怎么知道“羊杂汤”？即便如此，顺着杨老师满脸满眼的光亮，顺着他满嘴飞溅的唾沫，大家的思绪还是随着想象飞到了县城、飞到了桥口，看到了那大碗大碗腾着白气、洒满葱花、飘着一层红辣椒油的羊杂汤，看到了刚出锅的酥软麻花以及烤得松脆焦黄的白面“火烧”……教室里一片寂静，听得见咂巴嘴巴和吸溜口水的声音。
　　杨老师矮胖身材，谢顶，两鬓花白，面色红润，性格温和，既是我们的校长，也教自然课，喜欢每天早操后对我们训话。“今天下午——啊，我们要大扫除——啊，除了笤帚簸箕——啊，每个班还要拿几个筐子。”怕大家听不懂，顿一下又说：“也就是咱土话说的‘蒫’（读cuo）——啊。”“明天——啊，就要参加联区统考啦——啊，数学我再强调一点——啊，遇到文字题不会算，先把文字——念3遍！”总之，内容五花八门，但多是鼓励大家好好学习的，也曾表扬过我两次。一次是说我从小有志向，将来要读高中、考大学。我那时傻兮兮的，哪知道什么高中、大学？准是父亲跟他交好无意间说的。一次是我被评为地区“三好学生”，他高举奖状煞有介事地说：“大家看看，看看！看这奖状多排场！带红绒绒的！还有两杆带擦儿的铅笔和一个硬皮日记本！多美！”说得我满脸通红，心里却像灌了蜜。
　　小学几年，每当看见杨老师那闪着油光的脑门儿和红通通的脸，我就想，肯定是挣钱多（每月80块钱呢）每天都能吃上大肥肉，精神才那么好！也许从那时起，“栽绒帽子”和“羊杂汤”在无形中已成为我学习的动力。
　　桥口那口熬羊杂汤的大铁锅存在了好多年，两旁打饼子的、煮麻花的直到我参加工作也还在。只是，杨老师早早不在了。
　　那年，我读初三，杨老师还不到退休年龄。我记得从供销社买了什么东西从村十字路口往东街走，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蜷曲在胸前，拖着一只脚从南街口往十字路口走。我扭头看到他时，他正好驻足抬头：脑门依然发亮，面色依然通红，只是眼神不再似从前明亮。我没敢近前，只匆匆一瞥便低头回了家。
　　两年后，父亲说杨老师没了，是“脑溢血”复发。我不知道最后看到杨老师时他是否也看到了我，假若真看到了，心里会不会怪我？
　　40年了，我虽然“干了事”也“挣了钱”，但终究没买过一顶属于自己的“栽绒帽子”，也没能到桥口静心享受那碗喷香的“羊杂汤”。只是，心里会常常想起。

杨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