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厦门大学中文系谢泳教授送我的一本书,他编的《旧时光——外省学者眼中的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著名评论家韩石山作序。序中说:“编选者谢泳,是一位年轻的学者,这里有他的辛苦,也有他的眼光。只选1949年以前所写,且作者以留学英美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必须外省人还必须是确实到过山西的,你看这条件多苛,这眼光多刁!”
《旧时光——外省学者眼中的山西》一书收录了袁希涛、胡适、吴宓、陶希圣、陈衡哲、蒋梦麒、顾一樵、谢冰心、林徽因、赵超构、范长江、费正清、吴文藻(冰心丈夫)等民国学者游山西的作品,篇篇精粹、字字珠玑、美不胜收。这诸位学者个个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今不言他们笔下的山西风景、风土人情,只说当时他们旅途中的行止遭遇、交通状况,无论是乘坐飞机、火车、汽车,都为一个“慢”字受累不少。当然时代不同,不能以今日交通之高速快捷,来对比昔日之鸭行鹅步,这也不公道,但是这“慢”得实在出奇,“慢”得让人忍俊不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慢”法,请读者诸君让我随着前人的行踪慢慢道来。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麒先生有《太谷之行》一文,说应孔祥熙家族、总统府资政孔庸之先生之邀,赴太谷参访铭贤学校。蒋梦麒先生所乘飞机载重量8000磅。飞机起飞前,机师向每位乘客调查体重及其所带行李磅数,乘客16人,机师3人,连同行李、汽油、机油等共计7300磅,未超飞机载重量,属于可以起飞的安全范围。飞机晨9时20分从北平南苑机场升行,上午11时35分在太原机场降落,计两小时十五分。中午稍事休息,午后2时半自太原乘汽车赴太谷,计程120华里,两小时半到达。
无独有偶。作家陈衡哲女士也有一文《从北平飞到太原》,说她乘坐的是一架由抛掷炸弹的战斗机改装的飞艇。改装前它的载重量是20个200磅重的炸弹,合计4000磅。改装后机身及汽油的最大重量也是4000磅。此去一行19人(含艇上3名服务人员),每个人差不多抵了一个炸弹的位置和重量,所有人体重胖瘦加起来不到3000磅,同样符合安全飞行的要求。
北平距离太原270英里,上午8时许从北平起飞,到太原时是上午10时50分,整整飞了两个半小时。陈衡哲女士一行的目的地是太谷铭贤学校,距离太原是120华里,坐火车需要六七个小时,途中还可能遭遇险情,于是改乘汽车,下午3时从太原出发,到太谷已是下午5时半,又走了两个半小时,恰和从北平到太原的时间相等。坐飞机从北平到太原两个半小时,坐汽车从太原到太谷也是两个半小时,这可真够慢的了。
著名作家冰心有《平绥沿线旅行记》一文,记雷洁琼、顾颉刚、郑振铎、吴文藻(冰心丈夫)等一行8人从民国23年7月7日至8月26日,历时6个星期、沿平绥全线的旅游,自清华园站至包头站,旁及云冈、百灵庙等处。冰心日日记其行程见闻,当然涉及交通。8月17日的行程记载,“八时许离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笔者注),一路与大青山并行,起伏如障,又是无际的平野农田。十二时半抵包头站,为平绥路线之终点。”从呼市到包头180公里,当时的火车竟走了四个半小时。
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已不满意行路“慢”而期待“快”了。李白有诗《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全诗写诗人遇赦后的愉快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江水急流,顺水行舟,何其速也。“千里江陵一日还”,当然不可能,实际上是我们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神性妙笔和诗性想象。
说了过去的“慢”,该说现在的“快”了。现在的中国,且不说天上飞的,其时速何以千万里计,就说地上跑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时速又多以数百公里计。中国高速公路限速行走,最高限速每小时120公里。中国高铁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上海磁悬浮列车最高时速可达450公里,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磁悬浮线路。
回到我们这篇短文有些拗口的《“快”“慢”与时势》的标题,快与慢不说。时,是时间;势,是空间的一种客观表现,是事物运动的结果,这种表现依赖于时间而存在,没有时间的条件,势是不会出现的,故曰“时势”。过去的“慢”源于势,今日之“快”亦源于势,所以要蓄势待发、顺势而为、乘势而行,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今天,中国交通之由“慢”到“快”的巨大飞跃,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凝心铸魂向复兴的反映,何不令人欢欣鼓舞,为“快”赞美欢呼。
韩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