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11时10分，我和老战友樊俊胜、亓万录，冒着酷暑来到临汾火车站，欢送耄耋之年的老教导员王德富、古稀之年的老班长郭玉保前往上海。他们是分别从黑龙江省鸡西市和上海市来到临汾看望战友们的。仅相聚两天就要离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老教导员不顾我们再三挽留，执意要随同老班长去上海。我知道，他是不想给我们增添更多的麻烦。
　　进站口，老教导员提议说：“临别，咱们再照一张合影吧。”我们立即按照年龄大小排成一队，留下了一个温馨难忘的瞬间。照完相，老教导员深情地说：“咱们的战友情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今天又要天各一方了，我要给你们行最后一个军礼。”我高声说：“这可使不得，您是首长，我们应该给您敬礼。”他不容我们争辩，用力把我们推向一边，非常迅疾地抬起右手，刚毅地放在帽檐右侧，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们赶紧挺直腰杆，立正姿势，肃然地抬起右臂，向他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对视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双眼里，有晶莹的泪花在闪动。顿时，一股热流涌向心头，我眼眶一热，视线模糊了。我知道，他是在想，自己已经是耄耋之年，很难再来临汾相聚，很难再给一起学习、工作、生活、训练十几年的老战友敬一个军礼了。因而，分别之际，他才会动情地说，要给老战友敬最后一个军礼。
　　当兵之初，我们最先学到的礼节就是敬军礼。在当过兵的人心目中，军礼是最崇高的礼节。我当兵30年，敬的军礼和接受的还礼不计其数，可是，这次分别之时的军礼，最令我难以忘怀，最触动我柔软的心灵。蓦然，我想起了那首深情的《战友之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战友战友，这亲切的称呼、这崇高的友谊，把我们结成一个钢铁集体，钢铁集体……”战友之情，比天高，比地厚！
　　我购买了3张站台票，把老教导员搀扶进候车室。候车室里的乘客很多，基本上是座无虚位。离进站还有一段时间，我便协调了两个座位，让他坐下。老战友樊俊胜和亓万录，一个左一个右地陪伴在他的身边。他紧紧地抓着老战友的手，久久不松开，生怕一松手他们会跑了似的。我站在旁边的空地上，聆听着他们亲切的谈话，注视着他们灿烂的笑容，情不自禁地沿着时间的河流回游……
　　1971年1月，我来到原北京军区驻临汾某部，成为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写稿子，是我酷爱的行当，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亲自点名让我担任业余通讯报道员。为提高我的写作水平，他把我送到原北京军区驻石家庄某部，参加为期两个半月的通讯报道培训班。终于，我打破部队新闻报道工作的空白，跨入“红色通讯报道员”的行列。颁奖那天，他握着我的手，笑了；我却握着他的手，哭了！
　　2007年10月，老教导员带着一家8口人，来临汾看望我们。当时，我分管《山西广播电视报·临汾周刊》编辑部工作，立即带着记者采访了他，聆听他关于那段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的讲述。1932年，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密山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4岁开始给地主家当放牛娃。少年时代的艰辛经历，使他对旧社会充满了仇恨，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16岁那年，他应征入伍。第一次参战，是入伍半年后围困长春时的一次伏击战，他牙一咬、心一横，端起枪“突突突”地就扫射开了。那一梭子子弹一出膛，便打出了他的胆气。之后，他相继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立下了一次大功……
　　“乘客同志们，临汾开往苏州的K2665列车，开始检票进站了。”广播员温柔甜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老教导员，毕竟是耄耋之年的人了，步履显得缓慢了。我和老战友亓万录，一左一右地搀扶着他，一直送到列车的卧铺上。眼看快到开车的时间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握手道别。看着老教导员慈祥的面容，我眼含热泪大声地说：“教导员，衷心祝愿您生活幸福，健康长寿！”走下车来，我们没有离去，伫立于月台上，隔着玻璃窗，彼此凝视、挥手，总觉着满腹的话儿还没有说完，眼眶里都噙着泪水。
　　一声汽笛响过，列车启动了。我向着老教导员王德富、老班长郭玉保，致以最崇高的敬礼。目视着列车渐行渐远，无限惆怅涌上心头……

王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