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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区域史具有浓郁多样的地方特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浓缩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蕴含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反映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体现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彰显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山西区域史以其丰富内容从不同方面诠释和佐证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强烈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并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史、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指引。以山西为核心区域的三晋大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山西区域史以浓郁多样的地方特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不同方面诠释和佐证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强烈现实意义。

山西区域史浓缩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历史得以产生的那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因此，考察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就必须以中华民族积极进步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为出发点。
　　山西作为中国这片古老土地的一部分，其绵延不断的区域史浓缩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遗迹是山西南部的西侯度文化遗址，而分布在山西西南部的匼河文化、丁村文化与之具有一脉相承的显著特征。考古发现一再证明，这些遗迹中的石器与欧洲的石器明显不同，说明山西区域范围内形成的是有独立起源、土生土长、自行发展且构成独立系统的一种文化形态。这也证明了山西一带是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从传说中远古时期的华夏始祖女娲、炎黄二帝，到尧舜禹和夏商周在这里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和三晋时期，山西在绵延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具有自身地域特色的文明，诸如兼容的政治文明、尊法的法治文明、尚义的商业文明、成熟的农耕文明等。此后从秦汉至今，山西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从未间断。山西区域文明史起源清晰，脉络相序，架构完整，演化进程从未间断，不但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且体现着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基本脉络，浓缩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深刻反映着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进程。

山西区域史蕴含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山西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体现出注重革除旧弊、务实求新的精神，这是山西区域史的思想精髓，内在地蕴含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宝贵的创新性在山西区域史中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诸多领域依托原有基础推陈出新，通过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晋时期赵国的荀子提出“天道自然”“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等思想，是对儒家思想所做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北魏初期为促进农业生产而变革税制、北魏孝文帝时期为革除吏治弊端而改革官制等，无不体现出具体举措的推陈出新。元代运城人关汉卿等在晋南地区通过创新元杂剧的形式把向来只能在高雅之堂欣赏到的文学艺术引向街市坊间；明代汾阳人王文素所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在开高次方、解高次方程方面有很多创新，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清代启蒙思想家、五台人徐继畬编著《瀛环志略》，通过介绍西方社会制度而向国人提供开眼看世界的新的地理视角。另一方面，在社会制度等方面能够顺时应变，讲求务实创新，不惧社会历史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从而根据现实需要作出原创性贡献。三晋时期从春秋儒家思想体系中脱胎的法家学派，坚持进步的历史观，提倡“变古”以“趋时”，在三晋各诸侯国为改变旧有利益格局而变法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具有创新性的三晋法家思想体系，为秦灭六国以实现统一产生了直接的历史推动作用。特别是当时主持魏国变法的李悝所编纂的《法经》，不但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而且是后世封建王朝制定法律政令的经典范本，在为后世提供法度模本和政治统治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清代在中国自然经济走向解体和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晋商通过创建“票号”对金融领域的货币资本进行运营，这是山西商人在历史上最富有影响力的创举。

山西区域史反映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永远居于中国核心利益中最核心的位置，这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根本理念，是深深根植于中国各族人民血脉中具有基因性质的根本认知。
　　一部山西区域史，不但生动反映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而且深刻说明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心之所愿。西周时期即已形成并经后世不断完善和强化的大一统理念是贯穿中国历代政治思想文化的鲜明主线和根本诉求，对于维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价值引领作用。西周大一统局面结束之后，晋国以一个强有力的政体形象在国家统一方面上演了它的“历史剧目”。三晋时期的诸多法家、纵横家效力于秦国，“晋才秦用”客观上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提供了高端智囊人才准备和法治理论制度准备。汉代的大一统王朝，到了东汉后期却由于统治腐败导致全国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与动乱，经历32个政权更替，分裂、聚合、统一轮番更迭，但统一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是国家历史的基本走向。山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正处于各种力量、政权角逐和民族、思想碰撞聚合的核心地带。特别是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内迁的大潮。其间，在临汾称帝建都的南匈奴刘渊自认为“汉氏之甥”，因而起兵纲领为“兴我邦族”；在大同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部则自认其先祖乃黄帝之子，因而要尊承华夏正统，及至太武帝拓跋焘统一黄河流域时号称“混一戎华”。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已经比较自觉地坚持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认识到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才具有政权的合法性。国家统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团结，带来了人口增加，推动了商贸发展，扩大了对外交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因而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山西区域史体现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单元环境，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其周边特别是北部地区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各族人民在阡陌交往中错居杂处，各民族文化在碰撞交流中汇通融合，造就了山西作为民族大融合基地的历史地位。
　　早在晋国始封时，周王室针对晋南地区为戎狄民族所环伺的现状，因地制宜确立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为当地夏、戎民族的求同存异、宽厚包容、团结和谐而奠定了基础。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仍然在以山西为核心的广大区域范围内从各方面相互撞击渗透，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整个社会呈现出包容开放的鲜明特征。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以及通过唯才是举来打破华夏贵、戎狄卑的民族不平等传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典范。北魏孝文帝通过改制推动形成“普天之下，谁不编户”的胡汉民族全面融合局面，具有根本改变中国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的深远历史意义。实际上，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山西无论是在丝绸之路的商贸发展上还是在中西文化融通交流上都是重要地区。山西区域史所展现出来的，不但有各民族融合形成的胡风汉韵中华文化，也有与粟特、波斯等中亚、西亚诸国进行的商贸和文化往来；就政治文明而言，不但出现并增强了华夷同宗的民族观，而且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命运与共的天下观。

山西区域史彰显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崇尚和平的民族。《尚书》开篇即赞颂尧帝所秉持的“协和万邦”执政理念，体现了对邦族和谐、天下和平社会理想的追求；西周思想家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充满着中国辩证思维的《道德经》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思想为中华民族追求和平提供了深厚理论基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随处可见“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国虽大，好战必亡”“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等充满和平理念的经验总结，可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晋悼公时通过“魏绛和戎”之策来处理晋国与戎狄之间的关系，留下了以和睦相处方式处理邦交关系的生动史例。隋代闻喜人裴矩提出以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文化威望来争取对西域各民族影响的“和平邦交”政策，不仅促进了隋与西域各国友好往来，而且对唐代邦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进程中，山西作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的前沿，两种文明在碰撞、交流、合作、交往中互鉴融合，内在地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发展理念的追求和坚守。明清之际，晋商从福建武夷山等地开辟的通往俄罗斯边境恰克图的万里茶道，与汉唐丝绸之路、明朝郑和下西洋在精神实质上具有内在一致性，那就是用合作而非对抗、开放而非封闭、和平而非冲突的方式来推动发展，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新时代，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包括山西区域史在内的各地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丰富历史元素，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华现代文明而努力。（作者：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彬 马胤哲。本文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2年度培育课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论与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