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晋阳古城边的赤桥村，两千多年前社会变革的撕裂和金戈铁马的嘶鸣，似乎仍在隐隐作响。不知是不愿面对那座曾经弥漫着腥风血雨的石桥，还是担心惊扰了悲情英雄豫让的千古忠魂，残破的庙宇与岑寂的古槐无声矗立于绵绵细雨之中，具有史诗价值的实物元素石桥也层层叠埋于街巷之下。
　　走进《史记》，在司马迁的刺客列传里，共记载着5位著名刺客的事迹：曹沫是鲁庄公的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既有管仲缘情理而谏说，又有齐桓公权利害而宽容，使曹沫身名两全；专诸受雇刺杀吴王僚，既有公子光想自立为国君的考虑，又有公子光对其封妻荫子的许诺；聂政行刺韩国宰相侠累，虽干净利落，但仍没摆脱酒肉朋友“献百金”之干系，逞了屠夫之勇；荆轲倒是历史上最悲壮的刺客之一，他的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被后人所敬仰，但他似乎更像一个十足的游侠。唯独“豫让刺赵”，却是典型的古道热肠的士人所为。
　　豫让是晋国人，侍奉智伯，一直到赵襄子联合韩、魏消灭了智伯，瓜分了智伯的疆土。作为一国之君的宠臣，理应士为知己者死。于是豫让暗下决心，要为智伯报仇。豫让第一次行刺赵襄子失败将被反杀时，赵襄子说：“他是义士，我们小心注意一点就是了。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有家臣想替他报仇，这家臣是贤人啊！”赵襄子赦免了豫让。但豫让的心很难平静，他已抱定死志，赦免并不意味着可以苟活，他必须耐心地筹谋，寻找新的机会。过了不久，他浑身涂漆，吞炭声哑，连妻子都认不出他来。有朋友劝他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不如暂时委身侍奉赵襄子，然后见机行事。豫让固执己见，埋伏在赵襄子外出必经之桥下，实施第二次行刺。刚动手，马受惊，赵襄子就判定行刺者必是豫让。果不其然。豫让自知这次必死，复仇之心归于平静，他从容地赞美了赵襄子的宽仁，然后要求赵襄子脱下衣服，让自己在衣服上象征性地刺几下。赵襄子觉得可气又可笑，但也为豫让的执著而动容。豫让拔出宝剑，在赵襄子的衣服上刺了几下后说：“我可以此报答智伯于九泉之下了！”然后以剑自杀。
　　豫让伏剑自刎，血染石桥，中华历史变革中的又一义举在高亢激越的锣鼓声中徐徐落幕。从此，石桥由于英雄的鲜血溅染而成为中华侠义史上的一块美玉，而中华村则因为豫让的“斩衣三跃”而大放光芒。豫让的壮举，完全是发自内心对义的价值追求，出自对知己君主的回报。他不是扶危救困的侠客，更不是意气用事的刺客，他是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不计名利的义士。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忠良诚笃的侠义，饱含着高尚精神的追求。他的爱与恨、生与死，坚毅而纯粹，完成了一个天地可鉴的完美人生轮回。
　　自古三晋多义士。在豫让刺赵之前，还有一个忠贞不渝的义士，那就是介子推。介子推割股奉君，不为名利，最后远离朝臣，义死绵山，成为后人祭奠的偶像。无独有偶，还是春秋时期，屠岸贾对赵盾满门抄斩，家臣程婴将自己的孩子作为替代，保护了忠烈的后代，义薄云天。秦汉之后，关羽的出场，更是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由于历朝历代对关羽的顶礼膜拜，使关羽成为近乎完美的义士化身。
　　但一种精神的传承总有它的历史源头。细细寻绎三晋义士群像的精神脉络，豫让堪称一个原点。他所秉持的“士为知己者死”“义不贰心”的信念，从一开始就成为义士价值取向的典范，历久而弥新，他所选择的“三跃刺衣”和血染石桥的悲壮，逐步衍化为士人的崇高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士为知己者死”是儒家文化的一种理想，也是每一个士人心灵深处始终飘扬着的一面旌旗。知恩图报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特定的行为规范，并深深积淀成这个古老民族的优秀品质，每一个热爱自由、追求平等、扶弱济贫的中国人身上都流淌着“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血脉，它与主流的儒家思想共同构建了中国士人的精神家园。
　　细雨绵绵，苍山如黛。薄雾氤氲着的赤桥村，仿佛是历史时空中迟暮的老人。我们在残破的豫让庙里寻觅当年的遗迹，哪怕是壁画里他的人生踪影和故事传说；面对古槐，目力所及，只承望能计算出它的年龄，是否见证过豫让的壮举；问赤桥，是否承载过历史的崇高、聆听过先贤的对话、因袭着豫让的亘古精神？古村庄静默，赤桥无语。它经历了远古的烽火硝烟，目睹了唐风晋韵的煊赫繁华，也和似水流年的朝代结伴同行。满村沧桑的古槐，庇荫着代代子孙，一街鳞次栉比的古建房铺，记载着时代变迁的音符。晋水悠悠，驿道悠悠，赤桥的历史气息悠悠，浸润着广阔的三晋大地。

吴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