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山西考察调研，寄予山西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建设的殷切期望。大力弘扬和深入挖掘三晋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动三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增强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尧舜德孝文化。在中华孝德的起源与形成进程中，尧舜时期是孝道形成的重要阶段，尧帝、舜帝活动主要在晋南运城垣曲一带。在《尧典》《舜典》以及《大禹谟》等古籍中，“孝”是作为重要的社会道德推崇的；尧帝与舜帝又是“孝”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舜通过礼乐教化万民，使“孝德”逐步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被后世誉为中华文明史的“明德始祖”。尧舜德孝文化是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母源，是尧舜倡导文明习俗的道德准则，德孝文化从尧舜开端，历经历朝历代文哲贤士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最终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的赓续体系，其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德孝敬”文化基因，经过儒家文化的弘扬，已经深深地融化在民族的血液里。新时代弘扬德孝文化，就是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崇德向善的新风尚、新民俗；就是要传承爱仁孝亲、仁者爱人的思想，弘扬大善之举、大爱之举、大德之举，达到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万邦亲睦；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提升道德情操、树立良好风尚、增强文化自信。
　　弘扬关公忠义文化。关公是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人，一生忠义仁勇，诚信名冠天下，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关公忠义文化源远流长，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尊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千百年来，人们崇拜关公，本质上是崇拜关公高尚的道德人格，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新时代弘扬关公忠义文化，就是要充分挖掘关公文化时代价值，推动关公忠义文化绽放新时代光芒；就是要延伸和创新关公的忠义精神，将其更好地融入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中，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岗位职守，始终把忠诚刻在心间、融入血脉，用忠诚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弘扬能吏廉政文化。山西能吏廉政文化由萌芽到形成、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沧桑岁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清代廉吏于成龙，以卓著务实的政绩和廉洁清苦的一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皇帝的赞誉，先后三次被举“卓异”，并被朝野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明代山西籍理学家薛瑄是学者型官员典范，他认为清廉自守有三种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者，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为下也。还有如商代的“圣人”傅说，北宋清贫宰相司马光，唐朝明相狄仁杰，清代名相陈廷敬等。山西能吏廉政文化崇尚清廉自守、惩贪肃纪等价值理念，以及流传至今的家风家训，在加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山西廉政文化资源丰富，要重视做好包括于成龙、裴氏家训等在内的廉政文化资源挖掘弘扬工作，用以涵养党内政治文化。新时代弘扬能吏廉政文化，就是要从历史遗存、文化经典、文物古迹中挖掘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廉洁思想、廉政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提升道德情操、树立良好风尚，不断提升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推动全社会尤其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充分了解和认识山西能吏廉政文化，从中汲取养分，提振精神，不断筑牢清廉山西建设的文化基础，推进清廉山西建设取得新成效。
　　弘扬晋商诚信文化。明清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太原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晋商最可贵的就是“诚信”二字。他们几百年间创业、积累、发展的过程，都离不开诚实守信这个核心理念。如乔致庸告诫子孙：经商处世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同时要戒骄、戒贪、戒懒。山西自古就有重商文化传统，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晋商诚信文化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对我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着力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新时代大力弘扬晋商诚信文化，就是要深入挖掘晋商文化的价值内涵，塑造新时代、新晋商的文化品牌，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增加更多更好的精神支撑；就是要以创优营商环境为抓手，将晋商诚信文化传承发展下去，扛起时代使命，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执笔人：桑小明）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