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针藏》

　　原晋先生以古籍字画收藏见长，浸淫其间，卓有成效。二人夫唱妇随，琴瑟友之，多年后刘桂芳女士竟也独辟针箍子收藏一门，令人耳目全新。从中优选后，集得《针藏》（三晋出版社2023年8月版）一书，为收藏界开辟一域。由此思考一个问题，男性收藏与女性收藏差异何在？
　　针箍子流行区域极狭窄，不过忻州定襄一带乡间。正因如此，关注者稀，藏品不入项目，刘女士对其产生兴趣，自有其独到的眼力。
　　针箍子乃民间技艺，成品于民间作坊，使用于妇女手底。但凡走民间路子的艺术，皆有其共同之处，即粗犷朴直，率真达观，年画如此，刺绣如此，皮影如此，针箍子也如此。因了这般特点，其气酣貌拙，似昆刀切玉，图案搭配也随意到了化境。寓意则非趋利即吉祥，与内蕴的文人情绪显然不在一个山头。这种山歌野曲般的腔调，多为士人所不屑，故而记录者少，研讨者也稀。至于针箍子确切起始于何时何地，哪朝哪代，俱无考。非民间艺术水准不高，只因与所谓的主流艺术形态，非一个审美标准。事过境迁，时移俗易，民艺渐为世人所注重，在国外，毕加索、马蒂斯等大家作品的灵感多源自民间艺术，在国内，各方面的艺术形式都在汲取着民间养分，民间艺术已非自生自灭状态，而登堂入室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谐音、借代等象征喻意手法，乃针箍子形制惯用的表述方式。“金玉满堂”以两条金鱼代之；一只猴子骑立马背，则为“马上封侯”；一柄莲蓬，无疑是指“连生贵子”；狮背骑一童子，寓意“太师少保”；“吉庆有余”，一磬代之。另有蝠代“福”，瓶代“平安”，葫芦代“福禄”，石榴代“多子”等等，已然其表述符号，约定俗成，心领神会。针箍子图案所蕴藏的寓意远比此丰富，只是有的尚未破解。
　　其制作工艺考究。就胎质而言，分纸胎、布胎、皮胎、木胎，纸胎中又分裱糊胎、纸浆压模胎。胎型塑造后，下刷底漆，再行描绘，或贴银箔，或描金粉，多数则是墨线描绘之。减笔写意，而能笔简意赅；畅神纵情，而能不拘法度。非驴非马，似猫似虎，似与不似间，充满想象。其神态，一在肢体姿势，二在头部表情，三在眉宇眼神，有了此般捕捉，何在乎笔粗笔细。于是乎笔笔有度，刀 刀见形，而无气象局促、甜媚柔弱之相，不出几笔，便可具形。同样的洒脱放达，写意十足，同样的大气盘旋，不似之似，自心付手，曲尽玄微，自然迥出尘表矣。写意重在形易而神难，形者其形体也，神者其神采也。写意者，笔路起倒，峰回路转，起粗落细，急缓轻重。最后则罩以桐油。
　　根植于民间文化的土壤是日常生活，一旦离开了市井烟火、世俗式样，便会孱弱进惨白的真菌房，脱水成有待保护的文化遗存。年画褪色了，空白的墙壁被更高档的画框填充，戏剧迟暮了，遍布城乡的戏台挪作他用。如今针箍子也进入收藏品市场，说明女红已无人涉及。昔时，社会化生产程度不高，凡事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终日不歇。男子下田，手足勤劳，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庄稼收毕，磐石脱壳，臼杵去糠，厨之釜，或为饭，或为粥。女人居内，操持家务，纺纱织布，裁剪缝纫，女红间隙，老小餐食，炊烟三起，饭之桌，闲时稀，忙时干。《木兰辞》开篇即曰“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孔雀东南飞》也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尺布来之不易，寸衣谈何容易。仅就一双鞋底而言，布屑黏糊，层层叠加，千针万线，密密麻麻。民国课本上有此情形：“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初读，温馨不已，再读，潸然泪下。
　　消失的不仅仅是这些。《礼记》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博爱情怀，早已上升至哲学高度；刘长卿“风霜何事偏伤物，天地无情亦爱人”的宽广胸襟，是今人对着浅阅读的手机无论如何也吟诵不出的。一旦离开了日常生活，就像民间文化的鱼离开了等闲大众的水，这个比喻虽已为一个时期的人用俗用滥，但理还是这个理。
　　宋时的李清照、赵明诚夫妇，是一对收藏伉俪。为了金石收藏爱好，二人新婚居汴京时，每遇初一、十五，当时在太学攻读的赵明诚必告假外出，典当衣饰，换取银两，再至相国寺庙会淘得一二碑帖拓片带回，然后夫妻二人共同品诗赏玩，沉湎其中，其乐无穷。家庭生活虽窘迫匮竭，精神世界却充实丰赡。据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载：“赵明诚与李易安平生同志。明诚在太学时，每朔望告谒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咀嚼展玩。”原晋、刘桂芳夫妇，也是一对收藏伉俪。收藏之余，优哉游哉，西部自驾游年年成行，遇佳景，当即更改行程，支起桌椅，铺上桌布，再摆上一个明瓷梅瓶，随手将折枝野花插入，坐至夕阳西下、大漠孤烟直。一月的计划，两个月尚在线路，线路之上，不废收藏之业，去年在喀什便收回几大箱的维吾尔族印花木模。原先生对民间工艺品的关注，大概也是受到了夫人的影响。
　　正因有了刘女士这样一批人的守护，我等方能如此集中地见到如此纯粹的针箍子工艺品。

介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