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窗台外冻上,等咱过大年吃!”近日给母亲拿了点平常吃的东西,母亲边存放边说。在当今可以说“天天过年”的日子里,80岁的老母亲仍然觉得东西稀罕,就存放起来,为一家人“过大年吃”,这是她一生节俭的习惯养成了自然。
20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恒山支脉的一个小山村,山区没有通公路和电,四面环山,交通闭塞,田地都在半山坡上,人们生产、生活只能靠人背驴驮,广种薄收,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频繁,生活的艰辛难以言喻。有人说,农民忙半年、闲半年,能享受个“冬闲”。在我的记忆中,父辈们就没有闲着的时候,春耕、夏锄、秋收,耕犁、锄头、镰刀、连枷,此消彼长,轮番上阵,进了冬天也没个消停。秋收后,家家户户开始腌咸菜、磨山药(土豆),全村两处碾坊,推碾磨面的声音基本上昼夜不停……
在走不出山的岁月里,过年承载着先辈们太多的希望,也是他们、特别是孩子们唯一的期盼和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小山村、石窑洞、热炕上,人们在年的召唤中,心里有了温度、身体焕发着活力。沉寂的冬日里,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备大年。山里人把春节叫大年、把备年叫“忙年”,人们迎头碰见,问:做啥恰?答:忙年哩。
其实,忙年、备年货,在秋天已经开始。首先是以物换物。山区无霜期短,只能种植莜麦、豌豆、山药、菜籽(油菜)、豆类等抗旱、耐寒的农作物。秋收后,相跟上几家牵着毛驴驮上莜麦、豌豆、粉面(土豆面粉)下山到繁峙县砂河镇,或者到应县北楼口一带,换些玉米、小米、黄米,以及少量的白面、大米。记忆中,一斤莜面换二三斤玉米、四五斤莜面换一斤白面、十来斤莜面换一斤大米,为了全家人不饿肚子,一般以换玉米偏多,白面、大米一家就换那么几斤,只是为过年时吃上一两顿,这些既是一家人全年调剂的口粮,也有过年的年货。
接着就是贮存肉。“小雪杀猪,大雪卧(宰)羊。”每到小雪这个节气,村民们便会互相帮衬着杀猪宰羊,一般每户要杀一只羊,有的人家杀一头猪。记得我们家养的是老母猪,卖猪仔赚点钱,是补贴家里生活的主要来源。
进入腊月,备年的步伐加快了。记得孩子们经常念叨着这样的歌谣:娃们娃们你别馋,空空肚子过大年;白面大米都已换,猪肉羊肉两大扇;过了腊八就是年,红粥先吃三大碗;做豆腐,压粉干;杀兔子,瘦鸡站;紧赶慢赶,二十三,二十三,麻糖粘;二十四,扫屋子;二十五,生豆芽;二十六,供销社;二十七,写对子;二十八,炸糕花;二十九,剃光头;三十年末儿贴对子,挂起灯笼过大年。
过了腊八就开始做豆腐。全村临时设一处豆腐房、一盘手推石磨,30多户人家按家族或博工(互助)排好顺序,昼夜不停,五六天做完;压粉条,也叫压粉干,宽的、圆的、粗的、细的粉条,一团一团地冻实放好;站鸡就是把要杀的鸡双腿用绳子绑住,放在堂屋,鸡站在那儿只吃不动,半个月左右,鸡肥了,有养兔子的一同宰杀。
祖辈们常常将劳动赋予了美好的愿景,使朴实的认知变得神圣,成为家族和集体的凝聚力。腊月二十三吃麻糖,送走灶王爷,接着就是“扫晦气,除穷根”的大扫除。父亲常和我们说:“财不进脏门,神不佑懒人!”“穷不怕苦不怕,就怕没了精神劲儿!”吃完早饭后,全家男女老少力所能及,全部上阵。先是扫房子,扯掉旧窗纸、糊上新窗纸;接着,坛坛罐罐、锅碗瓢盆、箱箱柜柜,包括牛圈、羊圈,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圪里旮旯,全部清扫擦洗,垃圾用篓子背着倒到村东的山沟里。
去供销社置办年货,也是年前必不可少的。供销社设在公社三条岭所在地,周边山区几十个村子仅此一处。供销社日常用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全靠五六只骆驼往上驮。父亲的年货篓子里主要是:盐、火柴、煤油、年画……还有给孩子们吃的糖果、核桃、红枣、黑枣、花生等。
当浓烈的香味从窑洞里挤出,飘散在山村清新的空气里,正在玩耍的我们便不约而同地转身跑回家里,眼睛死死地盯着滚烫的油锅。当母亲把各种形状的糕花和麻叶从油锅里捞出,我们就扑上去抓上一把边跑边吃,酥酥的、脆脆的在嘴里响,吃完后再把油手用嘴舔了又舔。返回家,眼瞅着母亲已用拍(箔)子盖住的红瓦盆,母亲还是那句话:“解解馋就行了,马上过年哟!”
最让我难忘的一是理发,二是写对联。
“有钱没钱,剃头过年!”这一天是个人洗漱清洁的日子。山里人没有洗澡的条件,更没有洗澡的习惯,理发可是每个人精精神神、喜迎新年的大事。那时还没有理发的推子,父亲早早地在堂屋磨好了剃头刀,母亲烧好一大锅开水,等着孩子们起床。堂屋放着一个凳子,孩子们磨磨蹭蹭、躲躲闪闪,谁也不想靠前。有的亲戚也蹭过来,父亲就给大一点的亲戚们边剃头边说:“你们看,不疼,一点儿也不疼。”我作为家里孩子们的老大,自然是带头了,把兔皮帽子脱掉,母亲用热水慢慢地揉洗着我的头发,手指轻轻地挠着头皮,真是舒服极了;父亲把剃头刀在裤带拉出的一条粗布上磨了十几下,接着,刀起刀落,我又是缩脖子、又是咬嘴唇,神经绷得紧紧的,一袋烟的工夫,长长的头发全部掉落在地上,光秃秃的脑袋就剩下前面一小撮,我们都叫它“美人毛”。
父亲算是村里半个文化人,每年村里写对联的营生基本上是非他莫属。村民们把几张红纸卷成一大卷,早早就送到我们家。父亲趴在大洋柜前一有时间就写,最后集中一天写完。我给父亲打下手,搅墨、裁纸、叠格子。记得早几年没有墨条更没有墨汁,父亲就把从锅底刮下的黑面儿用水在碗里慢慢地搅匀,这样,写出的字不是很黑的,而是暗灰色的;至于对联的内容,都是父亲自编的,有喇叭广播的时势口号、毛主席诗词,还有山里人的大实话。如:“学雷锋强斗志洒满双山河,赛愚公战天地踏平跑马梁”“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还有“男人不能干没瓤子,女人不当看样儿货”“牛羊满圈”“粮食满库”“没灾没病”“大吉大利”等等。一支毛笔用好几年,每次用完父亲就用自己缝制的笔套套好放在后墙挂的相框里,妥善地保存起来。记得有一年,也许是大扫除时不小心把父亲的笔套清理掉了,怎么样也找不见,父亲就用刀子把筷子一头削成板片状,不停地蘸着墨写,这样,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墨迹深深浅浅、粗细不一,很有骨感,想起来有点像现在的丑书一样。每写完一家,父亲就把上联、下联、横批,以及在什么地方贴,都在对联的背后写得清清楚楚,卷成一卷,用裁剪剩下的纸条捆好,主人来取时吩咐得十分仔细。由于当时山里人没有文化,就是这样,也经常出现贴不对位置、上下颠倒的情况,甚至把“羊肥牛壮”之类的贴在了家门上。不过,山里人虽然祖辈们多数没有文化,但对文化人非常敬重,父亲写对联时总是围着好多人,端详着、夸赞着,写好后,双手拿着给自家写好的对联,好像拿着不可触摸的宝贝,怕折、怕碰、怕丢,赶快回家放起来。长大后的我接过父亲的笔,把慈爱和翰墨传续,让这最浓的年味儿,在山里香飘益远。
除夕,山里人叫年初儿,是最忙、最有生气的一天。大人们早早起来,把水瓮担满,然后,就是贴窗花、贴对联。窗花是姐姐前几天就剪好的,用书夹着几沓沓,从柜子里拿出来,有胖娃娃、老寿星、各种花、大公鸡,还有连着的喜字,多种多样,大小不一。中午时分,窗户、柜子、风箱、篓子、大瓮上都贴上了窗花;大门、街门、屋里门、窗框上、牲畜圈门上都贴上了对联;屋里的墙上贴上几张年画;大街口、学校门墩上插上了红旗,整个村子一片火红。孩子们也可以分到少量的鞭炮,很快,村里就听到了稀疏的爆竹声。傍晚时分,当墙上家谱前面的几盏油灯和院外挂着的灯笼同时点亮,小山村瞬间成了明亮的“红色世界”。此时,大年的脚步随祥和的灯光从黑黢黢的山间向户家走来。
大年初一响头炮。当东方山顶的天空上微微泛白,全村上下便旺火燃起、鞭炮炸响,男人女人们围着旺火左转右转,掩饰不住的兴奋和喜悦;孩子们拿着鞭炮奔跑着、跳跃着、欢呼着,红色的鞭炮纸屑落在雪白的地面上,有的挂在了树枝上,麻雀惊飞、喜鹊欢叫,整个山村一片沸腾。
正月的山区,天气仍然没有一点暖意,寒风如刀,冰雪覆盖,却遮掩不了山民们欢庆的热情。吃:初一的饺子,初二糕,初三大米,初四包,初五面条,初六饼,八仙这天素食饱,正月十五闹元宵,羊头羊蹄锅里熬;乐:欢快的秧歌尽情扭,威风的锣鼓震天吼,跑到公社看大戏,八仙那天去上庙……人们欢声笑语、喜气洋洋,还有,将感恩和尚礼的传统文化融于一个接着一个“敬神”“供祖”和走亲访友的仪式里。整个正月,就是村民们集体的美食节和狂欢节。
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