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又号连山氏、列山氏等。《国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炎帝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其放火烧山垦荒，既变荆棘为春肥，又便于耕种，为开创农耕文明、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故后世称其为“火德王”，《左传》记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也有传说姜姓部落的首领由于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所以称为炎帝。
　　一般而言，具有久远农耕历史传统的民族，都会衍生出相应的农业神灵。例如古埃及神话中的奥西里斯（Osiris）（农业之神），美洲玛雅文明创造了农业之神的玉米神等。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古国，炎帝尝百草、播五谷，发明播种工具，不仅着重体现了“农神”特色，而且位列三皇五帝中的“三皇”，还是中华人文始祖。由此看出，炎帝在中华民族神话体系中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有关炎帝的传说现今在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流传。例如在炎帝传说集中的山西高平有：“羊头山”“尝百草”“五谷殿”“神农井”“日中为市”“玄女故事”的传说，以及民间歌谣“四月八，神农活，炎帝子孙都记着，祖先种地全靠他”等。这些传说与歌谣都体现了炎帝与中华农耕文化的密切关系。炎帝为何能在各地留下传说，归其原因是其功绩，概括起来是：分五谷、尝百草、识天文、发现茶叶、发明医道、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等。这些功绩与当时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连，因而被传颂至今。
　　中国古代众多的历史文献记载也将种子、工具、医药、历法、气象等与农业生产起源归功于炎帝。《周易》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耒耜的创造和推广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逸周书》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世本》关于“炎帝神农氏”的记载说明了我国早期农业生产驯化野生植物的特点，即在神农氏时期，中国就已经基本培育出主要农作物品种五谷，“五谷”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与生活中的标志性词汇。炎帝在教民耕种的过程中还注重土壤等农业生产要素。《淮南子》记载：“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这段话讲炎帝不但教人民播种五谷,还根据土地的干燥湿润、肥沃与否等具体情况进行栽培。文献与传说的互证有力说明了炎帝对农业发展的贡献。
　　除文献、传说记载外，炎帝时代的许多遗址、遗物也为当时的农耕文明起源提供了确凿的例证。河南省三门峡仰韶村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等都发现了粟的遗存；西安半坡遗址还出土了当时的谷壳和蔬菜；裴李岗遗址、磁山遗址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牛、黄牛头骨。黍始见于山西万荣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炎帝时期创造的农耕农作方式一直被使用与发展，并在长期农耕实践中形成天时、地利、人和的重农经验，保证了农业持久稳定发展与人口的持续繁衍。人口史研究表明，两千多年时间，中国人口从两千万、五千万到八千万、一亿，至清道光年间达到四亿，人口繁衍的背后是粮食及农业生产保障供给，历史增长的人口数字证明了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技术的成功，也是炎帝对中华民族农业生产做出贡献的表征。
　　中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一直在寻求适应不同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创造出灿烂的农业文化。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先祖，炎帝农业“五谷”“百草”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代表。炎帝的传说与相关的遗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为炎帝农耕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支撑。炎帝农业文化在长期的生产和实践中创造和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色，也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从2012年开始，农业农村部每两年便会发掘和认定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必须具备以下特征：历史性主要体现在历史的起源与长度中，指系统所在地是物种的原产地和相关技术的创造地、重大改进地，或者指该系统在中国使用的时间超过100年；系统性主要体现在这一文化遗产须独具特色和显著地理特征，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知识与技术较为完善，有较高的景观美学价值且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持续性主要体现在自然和人文两方面，指系统面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影响时拥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同时具有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的能力等方面。2023年，农业农村部认定50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迄今为止，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共有188项，涉及全国主要省区市。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具有在历史性、文化性、活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等方面有显著特征，其不但对弘扬中华农业文化，增强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以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把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丰富休闲农业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来开发利用，能够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带动遗产地农民就业增收，可以实现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苏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