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考古工作表明，碧村遗址是一座扎根黄河，面向东方，控扼东西的重要关口。
　　遗址地处黄河与蔚汾河交汇处，三面环河临沟，视野开阔，易守难攻。鼎盛时期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发展成为黄河东岸规模最大的一座石城，面积达到75万平方米，形成双重城垣及严密城防设施，构建了以（城墙圪垛地点）外城门、（石门墕地点）内城门、（小玉梁地点）核心建筑区到（寨梁上）普通居址区等逐级下降至黄河入口处的线性聚落布局。建造了当时结构最为严密、布局最为规整双重瓮城大型城门，占地面积接近4000平方米，整座城门采取南北对称、反复迂回延伸的设计思路。较为巧妙在城门最东部设置了直径21.5米“C”字形大型墩台，墩台之外有夹墙，中间保留宽1.8米夹道，这类前置的流线型圆形墩台，延长了路线，增强行进的流畅性，也为进出分流创造了可能，形成了流线式的进出方式。时至今日这类“C”字形障碍设施在交通枢纽被广泛应用，如火车站出入口分隔进出人群“C”形障墙，其源头当在于此。
　　为起到严防死守效果，碧村东城门入口及出口不仅具有唯一性，并且有着多个门塾卡口，形成层层设卡，处处把关的布防态势。通关进城时，绕过外侧夹道，并经过两道门塾，迂回前行通过内外瓮城，方可抵达城内。如此复杂城门不仅起到了防御和控制来往人员，以达到自身安全的目的；还进一步发挥了其汇贯东西的交通枢纽作用。
　　城址核心建筑区域位于遗址中部的小玉梁，是一座周边建筑石砌护坡和围墙的高等级院落，面积3700多平方米，以一组前置廊檐五连间房址为核心，在与内城门互视的东北角房址角落，依靠内倾的围墙修建可供上下的台阶，以便登高远望，传递和监视城门及周边动静。
　　这些严密的布防系统与其突出的战略位置相得益彰，彰显了城址浓厚的防御色彩，展现了其特殊的关卡作用，反映了龙山时代的激烈竞争。
　　碧村所处的龙山晚期是“天下万国”时代，《左传·哀公七年》亦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时古国众多，这一情况也被考古发现所逐步揭示。这一时期的石峁和陶寺是黄土高原最为重要的一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着时代的走向，而黄河东岸的晋西是构建两者关系的必要途径，碧村则是解析其文化和政治格局的重要窗口。
　　该遗址与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相距仅50余公里，主体年代基本一致，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时空效应。在建筑传统和聚落布局上基本雷同，均以石构为特色，构筑了中心护坡台地的高等级殿堂式院落、多重城垣防御体系和反复迂回城门系统。在发展阶段上，碧村自身经历了一个从黄河东岸逐步向东、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以核心区小玉梁建筑布局大调整及东城门的兴废为节点，可将其聚落发展分为初兴、鼎盛及衰落等阶段：初兴期公元前2200—2100年，居住范围东达小玉梁附近，修建一组南向建筑；公元前2100年重建小玉梁，规划一组西向建筑，修建东城门，达到聚落鼎盛阶段；公元前1900年随着东城门的功能丧失，遗址进入衰落期。这一历史进程与石峁的发展步调基本一致，鼎盛阶段都在距今4000年前后，显示了两者命运共同体关系。
　　同时，处于以石峁为代表河套石城文化圈东部前沿地带的碧村，占据着当时交通主线的末端，有着把控黄河东岸要道的天然优势，这一情形与其严密的城防设施高度吻合；而其城门面向东方，与核心建筑群朝向恰好相反，进一步证实其防御对象主要是来自晋中、晋南等东部势力，而对其更具吸引力的当是石峁等西部力量，这也客观上起到了黄河东岸军事屏障的作用，其优势与作用也势必成为石峁经略东方的一个跳板，建立起了石峁与陶寺之间的一座战略通道。
　　碧村遗址是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关键时期，于河套和晋南碰撞交融的关键通道上诞生的一座战略意义关键城址，是描绘天下万国时代黄土高原宏观政治图景的重要因子，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突出特质，是黄河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摸得着、看得见、悟得到的有效抓手。

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