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阴寺位于山西绛县张上村，据寺内现存元大德元年所刻《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记载，这里是著名的《赵城金藏》重要雕印地。近日，张上村党支部书记王敏在修路过程中，挖出一通碑题为《华山太阴寺塔铭》（以下简称《塔铭》）的石碑，碑高60厘米、宽40厘米、厚15厘米，碑现已至太阴寺文管所保存。
　　《华山太阴寺塔铭》碑文共75字，内容如下：
　　华山太阴寺塔铭，资善公菩萨，真公菩萨，云公菩萨，祖师雕大藏经都功德主实公菩萨，孙慜公菩萨，达公菩萨，澍公菩萨，满公山主，至元三十年岁次癸巳中元讲经律论沙门显教大师，光吉祥。
　　《塔铭》中记载的大德高僧，其事迹在《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中大都有记述。其中最清晰是澍公菩萨这一线索，从澍公菩萨圆寂、行状碑撰文和刻立、肉身像成塑时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刻制《塔铭》的意义所在。
　　太阴寺现存有一尊澍公菩萨元代装束的肉身像，关于这尊肉身像的来历，过去有许多美好的传说。直到2013年在太阴寺内发掘出澍公菩萨行状碑后，对澍公菩萨的身世及其在雕印藏经过程中的贡献，才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认识。
　　澍公菩萨圆寂于金国灭亡后，元朝尚未建立的辛丑年（1241），七年后的戊申年（1248）华藏庵云龛长老智体为他撰写了行状碑文，陈文进撰铭。但行状碑刻石年代却是在澍公菩萨圆寂五十周年的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这就给人们留下几个疑惑：澍公菩萨肉身像是什么时候塑的？行状碑的碑文早已写就，为什么在澍公菩萨圆寂五十年后才刻石？
　　或许《塔铭》的发现，可为解开这些谜团，乃至《赵城金藏》主要雕印高僧身份和归宿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线索。
　　关于“真公菩萨”的身份，在《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碑文断句公布于世之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赵城金藏》研究上一直采信的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蒋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中的记述。蒋唯心根据金藏的题记确认，《金代大藏经》是崔法珍主持的，而且说“倡成之者法珍一人而已”。《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碑文记载把蒋唯心的研究成果否定了。这个碑文中详细记载了金藏雕印的缘起、过程以及包括雕印藏经发起人崔法珍师父实公菩萨在内的多位高僧。这一史实已得到了学术界研究学者的公认。《塔铭》中记录的这些高僧，除慜公菩萨没有明确记载外，其他人均有提及。只是按“资”辈排名顺序推定，“真公菩萨”有可能就是崔法珍。因为《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碑文记载，辅佐实公菩萨雕印藏经的重要助手有三个人，一个是刘法善（善公菩萨），另两位就是实公菩萨亲自收徒的崔法珍和慈云（云公菩萨），这样一来，“真公菩萨”就只能是崔法珍了。
　　太阴寺现存金大定十七年所刻《华山十方太阴寺记》还有一段疑似有关崔法珍的记载：“时有游礼僧惠海住持，次有游礼人崔行者住持，又游礼僧法臻住持迁化。”这通碑主要记载的是太阴寺历届住持姓名。我们注意到其中崔行者前用的称呼是“游礼人”，其他住持前用的是“游礼僧”，这个崔行者是否崔法珍，有待认真研究。崔法珍“大定十八年，将所雕藏经部帙卷目、总录板数，表奏朝廷。世宗皇帝特绛紫泥，敕降童女菩萨以为弘教大师”（见《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之前她一直是带发修行。《华山十方太阴寺记》，用“游礼人”称呼这位佛界女信徒，想必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按这个记载，崔法珍曾做过太阴寺的住持，圆寂后归葬于太阴寺也是最有可能的。
　　关于《塔铭》的历史价值，在太阴寺大雄宝殿背后，曾有一个叫“和尚坟”的地方，这里埋有许多瓮棺，还有不少砖塔，可惜都已被毁了。《华山太阴寺塔铭》就发现于“和尚坟”附近的地下。《塔铭》应该是原镶嵌于高僧灵塔上的“墓碑”。
　　澍公菩萨生活于金代，圆寂于金国刚刚亡国后的几年，而现存于太阴寺的澍公菩萨肉身像却是元代装束，这个肉身像应是元代塑成的。《华山太阴寺澍公菩萨行状》刻于澍公菩萨圆寂五十周年的中元节，是否这就是澍公菩萨肉身像的成塑时间？两年后刻就《塔铭》，就是对雕印藏经大德高僧最终归宿的一个历史记载。所有雕印藏经大德高僧归葬于绛县太阴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太阴寺在《赵城金藏》雕印历史上的地位之重要。又四年后，由龙兴寺千部院讲经律论传大乘戒释文秀撰文的《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更是对这部旷世巨著从开雕到最后完成的雕造历史事件的交代和总结。
　　《塔铭》的发现，再次引起了金藏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家图书馆的专家计划邀请国内外相关研究学者，专程到绛县太阴寺进行现场探讨。

柴广胜 徐久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