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狷庐文丛》创作谈

　　《狷庐文丛》近日出版，收录了我44年沉淀积累的敦煌学、五代隋唐史及天文历法等领域研究成果。不敢想象，转眼间，我在“敦煌学”这块学术园地已耕耘这么多年。
　　我与“敦煌学”结缘并非自觉。1975年，我第一次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组织安排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报到。我不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而且与我的中国史专业也完全不对口，十分苦恼。但我是一个不会屈服的人，既然命运把我放在了这里，我就要做出个样子来！
　　我在北京天文台古天文组工作了4年时间，主要是从事边疆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的调查，先后去过鄂伦春族、赫哲族、凉山彝族和海南岛黎族地区，与几位同事合作撰写了这几个民族旧时天文历法状况的调查报告，也尝试着撰写学术论文。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发现自己是文科出身，数理知识不够，怀疑长此下去，做不出像样的成就来。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震荡和听取老学者的建言，我决定考回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隋唐五代史。做出决定后，我像疯子般地发奋备考。1979年，我如愿考入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了。
　　我们隋唐史的课程主要是王永兴老师开设的，他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原本是想跟老师学习隋唐历史，但没想到，王先生的课却是以敦煌文献为主轴，我们也只能跟着老师走。1980年夏天，王先生便命题让我和赵和平学兄做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歌的校注工作。学术根底尚浅的我们，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写出了初稿。我的另一位导师张广达先生家学渊源，学养丰沛，他始终以严谨坚韧的治学态度，率身垂范，润泽后学，赢得了学林的爱戴与敬重，先生将他的人生感悟、治学心得随时告诉我，使我受益良多。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直到60岁退休。但直到2023年，我都一直在工作中度日，否则，我怎敢说自己在“敦煌学”这块学术园地里已经耕耘了44年？
　　研究敦煌和秦汉简牍里的天文历法文献。1979年回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的原因，是由于打算放弃搞天文学史，回归史学队伍。然而，3年下来，老师把我领入一个此前完全陌生的领域——“敦煌学”，自然我的工作也就必然与敦煌文献相关联。可是，敦煌文献门类众多，内容广泛，涉及许多学科，我必须找一块适合自己的学术园地。进入敦煌文献后，才知道这里有一批天文历法资料，国内外研究成果很少；而且，我在天文台工作过4年，对于天文学史方面的知识有一些基础；我的性格又不喜扎堆。综合这些因素，权衡再三，又决定以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原本不想再搞天文学史，转了一圈，又回到天文历法研究领域，这或许就是命运之神给我的安排吧。40多年来，天文历法始终是我的主要工作领域。从天文书到星图，再到历日和具注历日；从敦煌文献到吐鲁番文书，再从秦汉简牍到黑城元代历日，我都曾涉猎，并有论文发表，比较突出的学术成果有五项：揭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有两次准确月食预报，它是我国迄今见诸文字的最早月食预报记录；从俄藏敦煌文献里考出印本《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残片，从而将在我国发现的雕版印刷实物提前了34年；探明S.3326号星图的年代和作者，英人李约瑟博士认为此星图作成于公元940年，马世长学兄认为作成于705—710年间，我经过严密考证，认为此星图原为唐代天文占星家李淳风所作，成于唐初贞观年间；明确指出罗振玉和王国维将汉简中的实用历本定名为“历谱”是错误的，应该称为“历日”，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大家还在继续讨论；路易·巴赞是欧洲突厥学的泰斗，其名作《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是法国国家级博士论文，我发现作者与黄伯禄一起误读了《六十甲子纳音表》，从而其所使用的考订年代方法难于成立，必须重新研究古突厥文献纪年的年代。
　　敦煌文献中的方言俚语研究。65岁后，在校勘敦煌文献时，我发现一些文献所使用的语词，其读音也好，释义也罢，如果用其一般的读音和意义去处理，是没有办法通文的。比如“卧酒”这个词，“卧”字何义？“卧酒”该作何解？有的著名“敦煌学”家都弄错了。但对于我来说，却很简单。由于幼年时母亲每年都要用柿子做醋，民间说成是“卧醋”，“卧”即“酿造”义。同理，“卧酒”也就是酿酒。又由于此前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上下过功夫，于是我把着眼点转移到方言俚语的研究上。敦煌小说、变文、王梵志诗歌、契约文书等等文献，我都努力去搜索，解决那些一向认为困难的问题。最终，我把着眼点放在了敦煌写本《字宝》上。这是一部方言俚语小词典。前辈学者仅指出它是“晋陕方言”，未再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由于我是晋南人，熟悉那里的方言俚语，而且许多语词就是我少年时代天天使用的语言。于是，在《字宝》研究上拼命发力，连续发表4篇文章，给语言学家们以助力。自己觉得，俚语和音韵有很大不同：音韵有理论，俚语无道理可讲，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因为民间就是那么说的，不需要任何理由。我虽然在这方面有所收获，但我清楚，对于“语言学”来说，我这辈子只能是一个门外汉，不敢也没有理由妄自尊大。
　　其他敦煌文献的研究。我在以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的同时，也很关心其他敦煌文献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较多。大体说来，有这样三个方面：童蒙读物《百行章》的整理和研究；根据“邈真赞”文献和官文书对敦煌僧政史的研究；对敦煌数术文献的研究，如《敦煌数术文献中的“建除”》一文，概括出的内容在传世文献里均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至于我从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归纳出的中古时代手写文字重文符号的使用“义例”，也已被一些学者用作解读王羲之法帖里未读通文句的锁钥。另有几篇文章虽与“敦煌学”无直接关系，但所提出的认识都是新知新见：以天文学为依据，考证史道德民族归属为西域胡人；传世书法名作《伯远帖》从来无人对其内容进行解读，我抓住《伯远帖》和正史传文中共同出现的“出”字，考究帖文内容和年代；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所涉及的天文学内容，不仅伯希和和他的弟子完全读错，而且考古学家夏鼐教授也受其误导而不能释读。我运用自己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考出《真腊风土记》里天文学内容来自古代中国，从而对古代中国与柬埔寨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内容。至于像《鼠居生肖之首与“启源祭”》这样带有普及性的小文章，是在无人能回答为何将老鼠排在十二生肖首位这个国民普遍关切的问题时，我利用敦煌天文历法资料给出的回答，自然，这个见解也是独一无二的。
　　44个岁月年轮如白驹过隙，匆匆往矣，唯有笔墨留痕，用遗后来。

邓文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