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副刊

请君得理且饶人

  端午节前的一天,我在大同市平城区乘坐公交车,不经意间调解了一起纠纷,引发诸多感慨。
  那天上午,我坐17路公交车到迎宾街北馨花园下车后,见一位中年女士拐着腿从27路下来,边揉腿边怒指已缓缓出站的车辆骂骂咧咧,便驻足询问,知女士本身腿不好,未等双脚着地司机就关门,于是被夹了腿,她边说边弓着腰拍照欲投诉。正说着,刚出站的公交车停下了,司机返回来,被气头上的女士好一顿训斥。我观察情势,劝说女士,师傅既招呼前门上车的乘客刷卡,又在驾驶室屏幕上观察后门下车的乘客,难免顾此失彼,操作急了点;师傅也很自责,过来认错,态度诚恳,你受了点磕碰幸未大碍,师傅以后注意点,一车人还等着哩,就让他去开车吧。女士边揉腿边沉思了一下,我趁机轻推尴尬听训的师傅,示意离开。师傅走后女士说,您挺会协调的。其实,我也根本没太当回事,继续哼唱歌曲,女士忽然转怒为喜,笑着说:“我也喜欢唱歌。”说着就和着我的旋律共同唱起了《相遇》,刚才的怒气一扫而光,前后判若两人。这时31路公交车停靠,我与女士挥手道别后转乘两站到惠民里站下车,遇见一位青年女乘客,她刚从27路公交车下来转乘,一眼就认出白发苍苍的我就是刚才被车厢里乘客点赞的那位“第三者”,说:“人们都夸您老做得好,帮助司机解了难,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要苦等多长时间。”随即征询意见要拍我发朋友圈,挺挺正能量,我沉思了一下表示同意。转而她又问我,当过兵吧?我说年轻时当过村里的民兵。忽然想起,刚才那位中年女士也问我这句话,这才意识到是自己身上的黄色坎肩“惹的祸”。我有点不修边幅,这天雨后天凉,最低温度8摄氏度,我从家里出发到单位时随手从箱子里揪出一件20年前在大同东关自由市场买的廉价坎肩。
  公交车是城市的命脉、窗口和风景线,我在每天的出行中与公交车结成牢固的友谊。2018年《山西日报》举办“讲好山西故事主题征文”,我写的《从公交变迁感受城市脉动》还成为该报的“要闻”;我写的《公交一梦四十载》获得大同市委老干局举办的以“感言改革开放感慨发展变化感怀幸福生活”为主题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活动一等奖。我在日常出行中不止一次遇到争座位、骂司机等纠纷,作为老者我都当仁不让出面调解,这天更是顺势而为,没有太多刻意,倒是那位被轻微磕碰的女士十分听劝、得理饶人,让我备受感动。今天的社会大环境非常和谐,社会治安状况是前所未有的总体良好,这是全社会共同维护的结果。大同的公交车也越快越好,真正彰显了一个全国重点旅游城市的文明形象。一个车上的乘客或一个家庭、一个团队,以至一个城市,都要弘扬“小事不争”的风格,遇事快速调停解决,让人、让人、再让人,防止堵车、堵路,更防止堵心。
  当然,我也遇到过有的朋友不善于处理人际间的摩擦,这也看不惯、那也不合意,老虎屁股摸不得,自己的丁点“权益”神圣不可侵犯,非要把无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甚至动不动就投诉、告状、“通天”,给人贴膏药,小动作频现。这样一来,既影响人际和谐也有损自身形象,无形中给外界留下尖酸刻薄、甚难相处的不良印象。人置身于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口锅里搅稀稠,锅碗瓢盆哪有不磕碰的道理?
  这件小事也启发我思考了一个深层次问题:做人。前段时间我参加的一个全国性公益活动,两赴灵丘县杨庄村白求恩特种外科医院旧址,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84周年座谈会”,和申报“国际主义教育基地”座谈会,重温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学习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梁怡老师特为活动转发的《新时代仍然需要学习白求恩精神》文章。这篇论文提出,在今日时代仍然需要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人是一个人际交往和立身社会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哲学问题。得理饶人折射一个人的素养,而素养是平素积累起来的修养;素养也不单单反映一个人的能力、水平高不高,而更能看出在他身上有没有水滴石穿的自我修养痕迹,只有日日重复积累修养的人,才是有素养的人。正如《汉书·李寻传》所说的:“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晚上让马在马槽上吃饱了,白天才能驮着东西跑路;国家平时注重培养人才,才能发展起来;一个人平时克己容人,遇事才能得理饶人。
  “三句话不离本行”,调处这起纠纷还使我联想到白求恩的一些“小事”。在杨庄村我了解到,白求恩对八路军伤病员十分关心,在村里细心观察并模仿农民的“驴驮子”,发明了适用于战地紧急手术救护的医疗设备,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器械,驮在马背上随战场移动,因为形状像卢沟桥,便将其命名为“卢沟桥药驮子”;他在过河时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了让从前线转来的伤病员能够在杨庄村安全过河,他提议搭建了一座简易的木板桥,新中国成立后村里在原地修建起了纪念性石桥“友谊桥”;他在杨庄村实行免费医疗,为一位老乡治好了“老鼠疮”,但坚决谢绝这位老乡酬谢的一篮子鸡蛋和核桃;他还将自己的饭分给房东小孩吃。
  平时的“小事”涵育关键时刻的“大事”。白求恩因为来华时带的药械已经用光,本来计划于1939年10月20日返回加拿大募集经费和购买药品,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为他举行了欢送会。而就在这时,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实施大规模“冬季扫荡”,白求恩临时决定推迟行期,离开待了103天的杨庄村,随军区战地医疗队来到涞源北部离摩天岭战斗前线仅七八里的孙家庄抢救伤员,左手中指不慎被划破,在再次为另一位伤员做手术时受到致命感染。但在黄土岭战斗打响后,他坚持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古董,我可以工作,手指这点小病算什么?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来使用。”说完这话几天后的11月12日便因根据地无药可治而永别了。
  小事与大事是辩证的关系,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该让就让,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欲做事,先做人;欲做大事,更得在做人上过硬,至少不斤斤计较、不得理不饶人,坚决克服心底里藏着的那个看不见的“小”,这才是做人的高姿态、高境界、高风格。

李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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