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副刊

《出山》:全民抗战的新视角

  杨晋林是当下山西中青年作家的骨干之一。由于杨晋林一直生活在基层,有着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有着大量阅读的基本功,有着与生俱来的文学语言天赋,再加上他善于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起来,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生活的独到认识与理解,每年都有不少小说、散文和纪实文学作品见诸于多家报刊上,出版有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纪实文学作品,总字数差不多有300万字。这个数字对于一位专业作家而言,属于正常收获,但对于像杨晋林这样的业余作者来说,没有执着的信念与勤奋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新近,他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出山》出版,我以为,既是对杨晋林此前小说写作的一个小结,也是今后继续在文学创作上大有作为的开始。
  读《出山》时领略到的历史深刻性和对现实社会的启示性,让我这个所谓文学“业内人士”不能不联想到现如今的文坛,有一些青年作家受流行文化和商业操作的影响,或者受错误思潮和名利思想的干扰,不再崇尚真诚,把创作视为一种文字游戏,或者是谋取名利的手段,热衷于追求玄妙的意象效果,抒写个人的孤独感;钻在屋子里电脑前生编硬造离奇低俗的故事情节,迎合趣味不高的读者,致使文学作品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力不断萎缩,而杨晋林却是以鲜明的真诚态度从事写作。从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出山》以及其他作品中,我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他是真诚地理解生活本质,真诚地反思历史事件,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
  我一向认为,一位作家如果失去真诚,纵使你很有才华,很有灵气,也只能是靠新的语调编织旧的故事,作品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杨晋林恪守真诚品德的态度,正是他不断推出新作的精神支柱。
  如何恢复文学创作在大众心目中崇高的地位,如何让作品被普通老百姓喜爱阅读,是摆在我们广大专业和业余作家面前的一个很容易回答却实践不到位的问题,那就是:作家还是要回归到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写作层面上,回归到继承文学传统又有创新的写作方法上,这样写出的作品,才可能重新赢得读者,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意义充分彰显。应当说,杨晋林的《出山》,正是这样一部采取新的视角,让人期待的抗战题材长篇佳作,也是甫一出版就进入全国文艺出版重点新书名单的原因。
  我在给《出山》写的推荐语中说:“抗日战争是文学创作常写常新的题材。杨晋林的长篇小说《出山》,通过描写一户厨子家庭,父与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和行为,折射出普通民众在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语言文字清新流畅。”这段话是否准确,需要读者评判;然而,确实是我在读过原稿后的真切评价。
  《出山》描写的故事,主题是中国民众抗击日本侵略军,在许多读者眼中可能没有多少新鲜和刺激之处,然而,小说用无数琐碎的、逼近生活原貌的细节,垒起了故事的真实感,磨去了很多习惯性模式化、主观意念化的成分,显得真真切切,实实在在,会让读者感觉自己不一定见过小说中的人物,或者没有听说过小说中所发生的事情,却相信一定存在着,相信别人一定经历过。作者杨晋林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抗日战争大背景下,紧紧围绕当时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个主线,以家庭、父子以及他们与社会各界的人际关系为叙事中心,突出了爱与恨、义与利、善良与自私等大是大非和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转化,使得小说主要人物的性格、行为、命运与社会环境、道德评价,以及小说的进展节奏和结局,都能以人性为中心,让读者沉浸在一种道德与情感交融状态下的氛围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主角阎来锁跟三个儿子阎守富、阎守财、阎守田,妻子曲美英及其他们身边各种人物的命运所吸引,思考很多历史和人性问题。
  如果我们从宏大的主题方面考量《出山》这部小说,可以认识到,当严重的民族危机降临到古老的华夏之国时,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该何去何从作出认真的抉择:或者投降,或者抵抗,或者观察。几千年的东方文明大国,铸就了民众不甘心做侵略者奴隶的抗争意识;而这种意识,便会转化为强大的力量,选择坚决抵抗的道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山区农民阎来锁和他的三个儿子正是这种意识的实际行为者。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民是主要民众,落后的劳动手段和生产关系,使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民有着比较浓厚的小农意识,满足于吃饱穿暖,根本不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同时他们又有勇敢、吃苦、朴实、机智的传统,只要他们认准了的路,就会毫不犹豫地走下去,走出去,也就是书名“出山”的意境。因此,日本侵略军和汉奸在觉悟起来的农民游击队面前,就会感到难以对付,最终被打败。《出山》创作思想的立脚点,也正在这里。
  我以为,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出山》能收到如此效果,有诸多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杨晋林选择了平民化的文学追求。他以这样的原则为宗旨,从历史真实出发,立足故事的感染力,因而就可以更多元地、更宽泛地展示出特殊年代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心灵世界,必然会把视角放在阎来锁和三个儿子阎守富、阎守财、阎守田及其他们身边各种人物的情感上。这种平民化的小说,可以蕴含更深刻的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可以散发出更浓郁的生活气息,可以与老百姓的生活和情感非常贴近。当然,特殊年代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人们生存欲望的表现形式也更是多样的,人与人之间常见的互相不理解,在大是大非面前又必须抉择时,带来的是家庭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一些调整,有的时候留下的不融合是无法挽回的;但是,等到最终做出正确道路选择时,又会带来难以挽回的遗憾,像阎来锁与大儿子阎守富的恩恩怨怨,就是最好的说明,扭曲的时代把人情也扭曲了,最终却又回到了正轨。所以,杨晋林在《出山》中要告诉人们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普通老百姓的态度,是能够决定社会现实的走向的,基层民众的积极参与,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
  其次是杨晋林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投入了很大精力。小说中的阎来锁和三个儿子阎守富、阎守财、阎守田及其他们身边各种人物,都以鲜明的个性和真实、生动的文学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这些平常人身上,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在山区民众身上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他们的勤劳与固执,他们的淳朴与智慧,他们的简单与认真,都是生活的方式,到了抗日战争特殊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变得复杂起来;感受到了战争对普通民众心灵造成的创伤,逼迫着他们只有奋起反抗才能自救;感受到了觉醒后的老百姓迸发出的巨大力量,浴血奋战,不畏牺牲。在具体表现过程中,杨晋林特别注意设置一系列真实感人的生活细节,比如描写阎来锁出场是这样的:“在东峪,阎来锁的名头很响,就像吊在阎家祠堂门口那棵老槐树上的大铁钟。比方说,大人只要一提阎来锁,随便一个吃奶的娃娃,也会在大人怀里使劲住外挣,一边挣,一边奶声奶气地说,吃肉肉吃肉肉。”这就把阎来锁厨子的身份从别的物件和小孩子的话语表现出来了。再比如描写阎来锁暴打大儿子阎守富时的话语:“守富,你不要以为我打你心里痛快,我每抽你一巴掌,五根指头起码有四根,让你的颧骨硌得生疼,你他娘的脸上怎么连点肉都没有?你都吃我八年和子饭了,干的,稀的,甜的,咸的,那么多和子饭都入狗肚里去了?”这段话,把一个父亲打儿子时的愤怒、疼痛、纠结心理,表现得生动形象,有一种现场感,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类细节如实展示出生活的原汁原味,跟普通老百姓的内心世界非常契合,往往比那些刻意的描写更能打动读者,自然就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更能真切地体现出小说的主题来。
  第三是杨晋林在《出山》中选用的叙事方式,表面看是第三人称,但是,却让我一直感觉叙述者就是故事中的一员,他置身其中,把人物和事件娓娓道来,张弛有度,显得特别朴实无华,特别善解人意,特别亲切生动,让读者就像在听一个老朋友讲述抗战时期大山里一户普通人家的事情,非常符合普通老百姓的阅读方式和道德标准,能够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比如讲述阎来锁跟村里人聊天的情景:“一家是一家的故事,一家是一家的说道,村人爱问,阎来锁爱说,几乎每个黄昏,百丈崖前的核桃树下,总有人聚在那里长时间听阎来锁眨巴着小眯缝眼摆龙门阵,一摆就是多半个时辰,直到谁家的婆姨在暗地里扯着破锣嗓子喊自家男人吃饭,接着有狗吠一声声传来,大家才说说笑笑一哄而散。”这种叙述方式,可以让小说的语言非常到位、非常质朴,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避免那种矫揉造作之痕,有助于故事情节的进展。
  第四是杨晋林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出山》所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很多年,成为了历史,这就有个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历史本质的真实,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需要,这广阔的中间地带,就是小说家的用武之地,你可以往历史真实那里靠近,文学创作较少;你也可以往文学创作那里靠近,历史真实较少。不过,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如果完全与历史真实重合,就容易成了纯粹历史书,而非文学作品;如果完全是文学创作,就容易丢掉了历史本质真实。这里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指历史细节的真实,而是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规律性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使你在历史事件、历史细节上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真实,但是对历史的本质、历史规律没有把握住,也不能说是达到了历史的真实;即使你对某一时代的描写,其事件、人物、细节都是创作的,但是严肃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本质方面,也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的真实。应当说,《出山》就是建立在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基础上的,书中所写的阎来锁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有真实原型,只是他们的个性和一些生活细节,是经过文学创作的;书中所写的抗日游击队,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当年在抗击日本侵略军时勇敢作战,打了不少胜仗,也有战士牺牲;只是一些人物和作战场面有一些文学创作。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我感到,杨晋林《出山》的创作经验,还可以说明一个文学道理,那就是:表现逝去的历史事实,必须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事实上,每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都是多元和丰富的,有时又是混乱和复杂的,它是现象和本质、偶然与必然、个别和普遍的统一体。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生活,从选择题材、构思酝酿到艺术表现,都是要经过主观思考和判断过滤程序的,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现代意识,是能够代表社会历史某些本质方面的真实的。

杨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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