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能与古人相通，通常是一种精神契合，大概是源于文字传之于心灵间的意念交流，或谓之于神交，谓之于心动之怦然，气动之息息。于乡中前贤延荔浦、吴登云两位先生之间的文字之交，即可谓之神交。
　　登云先生字赢仙，阳城化源里人，居所毗邻于开福古寺。据家人表生于清末光绪十二年，卒于民国二十八年，虚年仅促促52矣。
　　登云先生早岁家贫，父兄靠摆摊卖菜起家，“后设肆经营杂货业”而富。其幼辄喜读书，继而发愤，永此不倦，以童子试显露头角，人皆异之，劝其习举子业，父兄以家贫不愿其弃商业儒。无奈其志笃于读书，遂受业于县中名儒白纯一先生。纯一先生学问渊博，清白刚正，“性狷介，一介不妄取予。”据说其门下弟子“鲜有以墨败者”。其操守品行对登云先生一生影响极大。他能顺利考入山西大学堂西斋读书，能通过省府的高等文官考试，或其命运波折都与受业于纯一先生不无渊源。民国十六年其归里，还予以纯一先生立碑志铭，表其功德，感其师恩。碑石至今仍存于纯一先生后人处。
　　就读山西大学堂西斋期间，赴省城多以徒步往还。从家到并，时人语“七紧八慢九消停”，也就是紧张一些7天可达，他则持以用“七紧”行程，旅途以离家时带的饭团，以开水一泡充饥，窘迫之状可见。任临晋县知事时，在“劝学布告”中称自己为“一介书生，乡邦寒士”，晚年也常以求学时的艰辛告诫子弟，其长嗣吴瑄晚年曾有“事略”以记。
　　学业完成返乡后，逢辛亥革命，即被选为县议会议长，又及省议会议员。其间，也曾受挚友白体仁先生之邀，在“阳城县乙种工艺学校”任过教职。1922年冬被选任荣河县知事，未及一年即调署临晋县知事。其正值盛年，书生意气，为官又清正，在临晋县虽仅有两年，然政声尤为卓著。初莅任即以振兴教育，倡导文风为重。犹如他在自己起草的“劝学布告”中所说，自己是一介书生，乡邦寒士，自民国元年滥觞议场，即以振兴文化自任，殆壬戌承乏县篆（谦辞：暂理县任），仍以提倡斯文为心。他到这里，就是来“征访名贤，优礼耆老”的，要和大家一起振兴文风，淳正民俗，使大家各安生理，乐业安居。他倡导了县学的月考制度，不仅“莘莘学子要循例以策名”，而且还号召“落落通孺共入场而斗韵”。对“巨制鸿篇足资矜式者”他还要“捐廉俸以奖其初，筹巨款以继其后”。在他的倡导下，不仅县学学风蔚然一新，文人学士雅辞典章也渐有鼎盛之势。又创刊了《临晋旬刊》聘挚友白体仁先生前来担任主编。一时间民间士人纷起撰文，抨击时弊，抒情民意具载于斯，自己也常赋诗撰文刊于其上。登云先生在临晋之举措，于当地文风的提振，民风的淳化影响甚巨，以致两年后的辞职始有县民空巷，十里长亭赠“万民伞”的壮举传为佳话。20世纪50年代，有人在晋南做事遇临晋老人，听说是阳城人，询问登云先生后事，连说“清官，好官”。据吴瑄先生记，临晋县民所赠“万民伞”藏于家中伴其父余生始终。
　　据县志记载：登云性清高，富才学，常闭门读书，与一二友人谈诗论文。能主持正义，遇不平之事，即出面向县署交涉。他在临晋的辞职，即是不堪于时政之颓败。一身书生意气为官场陋习所不容，亦可知其秉直性情。在为邑中清乾嘉年间的著名诗人，曾任三地县令皆郁郁以终的延荔浦先生《六砚草堂诗集》辑印时所写序文中，感慨于荔浦先生的学问文章之广博，襟怀情操之磊落，抱负于仕途之坎坷，感怀身世，惺惺相惜，写下“惜当时仕途既极芜杂，本邑人文又日趋颓堕，致先生奔走南北，偃蹇县令以终，使处清明之交，得大力者誉扬引荐，安知不位至方面台阁，大展其中抱负乎。余书至此，不禁感怀身世而为之废书三叹也。”能为之“废书三叹”而呼，即与荔浦先生为神交矣！
　　其归乡在里，虽不再致仕，却依然不改其素直刚正，疾恶如仇之本性。参与整顿“濩泽文社”一事，虽已掩于历史之尘埃，即是其促行于世的一粒微光。“濩泽文社”旧时是管理县中文庙的一个读书人的民间社团。阳城文庙始建于宋，明清时不断重修。据说在元代至正年间就有文社管理一说，历时数百年。一直以来由官绅捐赠，地方筹措，历年以积，文庙的社产收入颇为可观。本为兴乡邦文化，助学人读书之用。但当时文社积弊严重，经管不善，账目不清，除每年丁祭时（即祭祀孔子）有所花费外，其余或挥霍浪费，或中饱私囊，甚至有的庙产田地都去向不明。乡人，学子颇有怨词，但因社首皆为地方豪绅，把持日久，则敢怒而不敢言。登云先生闻之则仗义执言，倡议清理文社资产，重订社章及选举之法。虽多有士人支持，但也遭到社首们的反对。慑于登云先生的声望及影响，又士人据理而争，终获举出新的社首，订立“分科治事”的社规，核实社中资财，登记成册，人手一册，互相策励，共图保守。事后曾有感慨“分科治事，为余首创，一手把持之弊，庶可永革矣。”1930年他任社首后，将社规重印，并撰以序文，历述其事之由来。经历革新后，文社事项皆公之于众，盈余则资助一些困顿士人。此举在读书人中多有口碑载道，一些身受其惠的清末穷途秀才更是感激涕泪。其后人谈及，莫不感叹。
　　在主持“濩泽文社”社务的1930年代前后，适逢中原大战，时局混乱，冯、阎部，孙殿英部等轮番登场，屡屡过境，皆驻兵于文庙，达3年之久。冯、阎联军反蒋失败，孙殿英部的岳相如军撤至阳城驻守，又发生“牛团兵变”，乱军撤往河南时将城内商户洗劫一空。由于文庙尊经阁庋藏诸多文版，如《午亭文编》《艳雪堂诗集》《介雅堂诗钞》等。登云先生兹兹于念，忧惧难释，在其版印《六砚草堂诗集》的序文中写道“十九年（1930年）驻军以来，余心惴惴不安者亘三年，兵去清厘，幸皆完整。”“固步阽危，变乱莫测，余惧其久而散失也，爰命手民印刷若干部，渐广流传。”身为社首，志以传扬乡邦文化为己任，亦不忍见乡中先贤，倜傥之辈，著作散失，遗为后人所缺憾，即搜罗整理，并作序以彰，出资亟印成帙，功不可没矣。先后与社中同人在兵燹余烬之中收拾整辑乱版，重印延荔浦所著《六砚草堂诗集》，邑中布衣诗人王南村所著《介雅堂诗钞》等，洋洋为序，表高山仰止之情。主持编印出《阳城百家诗钞》，捐巨款资助友人田九德先生辑印延常、李焕章所编《樊南诗钞》附集、别集。田九德先生在辑印清咸丰年间邑中文人的一次吟咏唱和之盛事所结集《梅花诗社同吟集》时，资助承印者中途物故，登云先生也积极支持，与另一士绅张紫绂先生各认购150册。于传布典籍，光大前业，为乡邦文化延续命脉，登云先生不减于荔浦先生当年，也可谓之与荔浦先生一脉相传也，即所谓神交也。
　　县中邑志，自同治年后久未增修，兹为官书国史之一宗，登云先生当为文社之责，遂矢志以为，意给桑梓少尽绵薄。领衔邀集邑中名儒，筹划方略，即行编撰。邀有田文华、田九德父子，有后莅任《工人日报》社长的王春，清末拔贡下孔村成兴杰，李静斋等诸位先生。数年间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以至于心力交瘁。幸初稿已成，即寄省城，嘱托田九德先生，代为审阅，田九德先生时在省教育学院任职。慨然受托。登云先生则终因病体不支，逝于年底，时1937年冬。后抗战始，太原失守，田九德先生随校迁往西安，将志稿又寄回家中。随着阳城沦陷，家人逃难，因此散失。其功未竟，志未遂，登云先生如闻之，定会泪涌于九泉。
　　张一乡一邑之文化，需代有士人继继绳绳方兴。登云先生怀有抱负，然生不遇时，且命促矣。然其与延茘浦、田九德等邑中诸先生皆以一己之力搜求校勘、募资辑印古人遗著，文献，以赓续乡邦文化，鼓舞乡邦士人，不倦始终，所从事之难，今人无以想象也。登云先生还著有笔记体《里巷琐闻录》一书，因战乱未传。

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