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驰的时代里，不要始终奔跑，给心灵留一点时间去散步——

苏童简介
　　中国当代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妻妾成群》《红粉》等先后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等影视作品。短篇小说《茨菰》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河岸》获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长篇小说《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25年3月，长篇小说《好天气》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春卷》。

　　5月10日上午，首届“名作欣赏杯”全民阅读书评大赛优秀作品发布系列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间隙，记者采访了大赛终评委代表、著名作家苏童，就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好天气》、写作与阅读中的体会，以及对山西文学的感受等话题展开交流对话。

“最偏爱刚出生的孩子，这是一种父母心态”

　　记者：自2013年《黄雀记》问世并荣膺茅盾文学奖之后，这12年您没有再推出新作。今年4月，给广大读者带来了沉甸甸的长达47万字的《好天气》，单从篇幅体量上看，足以称得上是重磅之作。您过去曾说，喜欢自己最新发表的作品，那么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好天气》了吧？
　　苏童：这就像一个人有很多个孩子，最偏爱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这是一种父母心态。我“生”这个孩子（指《好天气》）用了11年的时间，11年一般人都“生”四五个了吧（笑）。对我来说，写作这个事情跟体力是有关系的。在年轻的时候，不会用11年去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从2013年开始写《好天气》，一直写到去年12月才交稿的。
　　记者：您素以轻盈灵巧的中短篇写作见长，以往的长篇大多在20万字上下，《米》不到15万字，《黄雀记》也不过25万字左右。这一次《好天气》似乎是憋足了劲，据说这部小说的初稿有百万字之巨，几经删减才压缩到了现在这个规模。您以前说过自己更喜欢创作短篇。那么这次花11年写这部长篇，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苏童：写短篇比较享受，因为完成了一个作品的愉悦感、情绪价值会很高，比如你一年写10个短篇，可以产生10次甜蜜和满足。但一部长篇小说一写就是十年，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你头上，这个过程很艰苦，直到写完了才如释重负。当然这种愉悦感、价值感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会产生自我感动，心想我怎么可以花这么长时间写一部小说。
　　记者：《好天气》讲述了同样叫作“招娣”的两位母亲，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分别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一对龙凤胎，由此展开两家宿命般恩怨纠结的故事……那为什么说是“一首献给中国郊区的挽歌”呢？
　　苏童：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城市与乡村结合的地带，那也是很像我小时候出生的那个地方，展现了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工厂开始没落，郊区开始没落，直到渐渐消失。在上个世纪的郊区，特质是很明显的，街道上有一堵墙，墙内是城镇生活，墙外突然就是农田了。就是在这样一个城郊接合部，呈现出两种文明——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这二者之间有冲突也有交会，展现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江南社会变迁，所以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小说是献给中国郊区的一首挽歌。

“用女性题材的盒子来装人际关系的故事”

　　记者：在《妻妾成群》发表的时候，您只有26岁，当时为什么会构思这样的一个故事出来？
　　苏童：我写这个故事，其实写的是人际关系。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街上，流传着所谓的一夫多妻这样旧式家庭的故事。比如听说某户人家在旧社会有好几个太太，现在新社会了，就跟着现在这一个（太太）生活。因为有这个由头，后来构思了这个故事。用古代的盒子装现代的故事，或者是用女性题材的盒子来装人际关系的故事，基本上，我的小说创作都是这样的考量。
　　记者：在您的文学作品里，很多女性都是在自己的命运中沉浮挣扎，甚至是绝境求生，当年也被翻拍成多部影视作品。那么近年一些影视作品《出走的决心》《好东西》走红，还有一些电视剧都是在写“大女主”的故事，您怎么看待现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女性角色？
　　苏童：女性主义题材，这是近10年来较热的话题。其实，以前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有这样的“大女主”——比如电影《李双双》《五朵金花》中的主人公，都是体现女人能顶半边天的题材。只是当时没有“大女主”这样的词来形容。电影《好东西》我看过，我挺喜欢。影片从故事的表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是突出女性的自主自立自强。
　　记者：《黄雀记》通过“香椿树街”来表达一种寓意。“香椿树街”似乎是一个符号，在您其他作品中也出现过这样的地理空间，这条街对您而言，是否已变成某种特殊意义？
　　苏童：从我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香椿街就开始作为一个地标出现了，其实当时我还没见过香椿树。苏州的那些老街道，非常狭窄，树很少。不像太原市有宽阔的街道，种着槐树、柳树、银杏树，苏州的树都长在自家院子里。我内心深处很希望有条种着树的街。在小说里，我就给它起了名字叫“香椿树街”。

“阅读，在当下看来似乎没用，但终究是有用的”

　　记者：去年在“与辉同行”直播间，您和作家余华、《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一起谈与《收获》的故事。在直播间感受到粉丝们很热烈，您是不是觉得严肃文学在当代也是有市场的？
　　苏童：直播间里，大部分是董宇辉的粉丝，当然确实也有一部分是《收获》本来的读者，大家也怀着好奇来看看我们聊什么、听听我们侃大山。通过直播和短视频的这种方式来介绍自己或者介绍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比如过去我们对图书做宣传，要跑书店搞签售，开各种座谈会，成本很大，过程很繁琐，但效果不一定好。现在是短视频的时代，宣传一本书，有热门的博主来推荐，效果远远高于你很辛苦地去“跑十个码头”。而且读者也能通过快速的方式，足不出户了解到最新信息，对于阅读的宣传和推广肯定是有好处的。
　　记者：刚刚在太原举办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上，山西作家现身说法谈阅读，也向读者们推荐阅读书目。如果当时您在现场，会和读者们分享哪些书籍呢？
　　苏童：对于阅读，每个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要分专业读者和业余读者，给他们推荐的书目是不一样的。我不强求非专业读者一定要读严肃文学、纯文学，如果你喜欢看穿越、武侠啊，我觉得都可以，只要能从中学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就好，比如有些人看戏都能学到人生哲理，这也是好事。对于专业读者，我主张要读中国经典文学，从中国古典文学到近现代文学，一直看到当代文学，这个读经典的过程一定要有的。
　　记者：在近二三十年，社会发展进步快，时代的变革非常迅速。当前，在整个社会营造“全民阅读”“书香建设”的氛围中，反而是让我们慢下来去体会阅读的“慢时光”，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快”与“慢”的？
　　苏童：过去我出差在外想读10本书，箱子里就得带10本书，多不方便，但是现在一个阅读器就够了，这是时代发展、社会变革的好处。如果生活便捷了，我们就不读书了，那么生命里就缺少了精神的力量。比如，在火车上你看到一位临窗读书的少女，会觉得很美好很有诗意，但如果那个少女在那儿刷手机，就会觉得没有美感了。我觉得，时代的发展就像一匹马，但不能是一匹野马，还是要有骑手的。人不要老是在奔跑，得给自己留下一点散步的空间。哪怕你是为生存疲于奔忙，但你只要识字，有点文化，每天15分钟的阅读时间总是有的。只要你保持每天15分钟的阅读，那对人生绝对是有益的。有人会问阅读到底有什么用，当下可能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未来一定有用，而且终究是会产生大作用的。

“山西方言在文学中的运用，会使作品产生质的飞跃”

　　记者：您是苏州人，江南的文化和天气在您的作品里体现得非常深刻。有一种说法是读苏童的小说，像淋了一场南方的梅雨一样。您自己也表达过“故乡，就是在文字里的一种潮湿的味道”。那么现在看来，您对故乡苏州的印象还是像过去那样潮湿吗，有没有新的变化？
　　苏童：对故乡的记忆，基本上是很多作家写作的资源。梅雨季节那种湿润的感觉，已经生长在我对于故乡的记忆里了。读者觉得我的小说里，季节永远是梅雨季节，街面上永远湿漉漉的。其实苏州也有大晴天的，就算现在气候比以前干燥一点，城市的建筑也已经改变，但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都不能改变我对故乡的原始记忆。它不是一个地理地貌上的记忆，而是一种情绪记忆，这种情绪记忆是非常牢固的。
　　记者：我们北方的天气比较干燥，带着黄土高原的泥土味道。山西很多本土作家，也会把地域特色写进自己作品里，您对山西文学有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苏童：印象当然深刻，赵树理就是山药蛋派文学的代表，乡土对于山西文学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情结。山西这个地方是文学富矿，好几代的山西作家都在写山西，而且好几代的山西作家都喜欢用山西方言写山西。山西方言在文学中运用，可以使作品产生质的飞跃，十分奇妙。方言是这片土地上滋生出来的，当你使用方言表达的时候，会觉得我在土地之上，我在乡土之上。你能不能把读者带到你那个村子里，带到你那个镇上去，带到你所谓的那片屋檐下去，你的语言非常重要。
　　记者：相比较而言，南方作家很少用方言写作。
　　苏童：在中国，我们的普通话是北方语系，北方作家比较喜欢用方言写作，因为怎么写，读者都会读懂。南方作家用方言很少，比如我是苏州人，我们的方言是吴语，写出来别人也看不懂。你看张爱玲年轻时候注译过《海上花列传》，是用上海话和吴语写的，北方人就看不懂，所以就会有局限的地方。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化传播方面产生的作用？
　　苏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西方对东方都怀着好奇心，对中国文学也有一种“猎奇”心理，就是想看看中国作家究竟在写什么，会怎样表达自己的社会。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渐渐深入，西方也越来越了解我们，这种好奇消失了。现在相对来说，国际上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显得更加平等和纯粹一些。这种视角就如同，一个作家会看另外一个作家在写什么，作品中会关注什么。所谓的文化自信，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的。只要你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历史，就应该自信，这是流淌在身体里的民族血液。当文学的“东方热”过去后，我们中国作家现在就是在用作品说话，看你文学的价值在哪里，看你的故事能不能打动人，这才是文学作品本身真正的意义和作用。

本报记者杨凌雁

记者手记

　　1980年《名作欣赏》杂志创刊，这一年，苏童从苏州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作为一名阅读爱好者，苏童清晰地记得，一走进学校图书馆，期刊阅览架上最醒目的地方就摆放着《名作欣赏》。
　　2025年5月，首届“名作欣赏杯”全民阅读书评大赛在太原举行。作为本届大赛终评委代表，作家苏童和青年书评者及读者们分享了自己45年来阅读和创作的体会。他说：阅读是创作的“恩典”，这份“恩典”是有光的，它不仅照亮了文学本身，甚至照亮了生命的本质。
　　在对话中，苏童提到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曾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每日就是平静地读书、写作。”平淡的生活中，作家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热爱。在这座小楼上，他完成了《妻妾成群》《米》《红粉》等一系列著作。正是苏童所感慨的——时代发展得再快，也要做一个骑手，有奔跑，也有散步。在阅读中寻到自我，在文学中寻找答案。
　　一个作家的11年，可以是一部47万字的长篇；一个阅读者的一生，会拥有美好而厚重的人生况味。在全民阅读的时代里，文学不会过时，更不会消失，而且必将带给我们源源不绝的精神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