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赵瑜的创作始终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洞察力著称，他的作品既扎根于现实土壤，又充满知识分子对时代与人性的思考。赵瑜的作品中，知识分子与工人阶层的互动常呈现出一种默契，这种融洽关系并非源于刻意的美化，而是基于对彼此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
　　赵瑜的创作实践，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弥合阶层裂痕的范本，他拒绝将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作为被观察的“他者”，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其生活。例如，在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中，他既批判体育体制的异化，又以平视的视角记录运动员的挣扎与梦想，展现了知识分子对基层群体的尊重与共情，这种叙事摒弃了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转而以伙伴般的姿态融入被书写者的生活场域；在纪实文学《长城小张》中，更是写出了工人阶层张选一家和太原市南华门胡同的知识分子阶层亲如一家、水乳交融的情景。这种书写方式，既是对“工农阶层”主体性的肯定，也暗示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体在精神层面的同构性。
　　同时，赵瑜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在地性，其文字常融入方言俗语，让读者很有代入感，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的角色重构。在赵瑜的笔下，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者或批判者的单一形象，而是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共同构成社会生态的有机部分。这种角色转变呼应了当代社会的复杂需求：一方面，知识分子需以谦逊姿态倾听基层声音；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群体的话语权通过文学书写得以彰显。例如，他在报告文学中记录的工人故事，既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为公共讨论提供了鲜活案例；他在非虚构作品中记录的农民的奋斗史，也超越了乡村地域文化范围本身，折射成为小人物顽强向上挑战命运的生动图景。这种双向互动，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文化路径。
　　赵瑜的文学创作实践，展现了一位作家如何以文学为媒介，架起知识分子与工农阶层的情感桥梁。他既未沉溺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孤岛，也未陷入对底层群体的浪漫化想象，而是通过真实、平等的叙事，揭示了不同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共生关系。
　　比如赵瑜在《长城小张》里描写道：“家家户户都有管道、电线、网络，跑冒滴漏毛病特多，电话一来，小张一去，短平快手到病除。《黄河》杂志编辑部小周和创联部珊珊两位女士，总是开心地叫他‘万能小张’。”“小张留用下来，烦恼云开雾散。他度过废除锅炉这一关，说到底，还是自己踏实肯干造下了福。他从来不会花言巧语，帮助人家办喜事，不会说好听话；帮助人家办白事，也不会说安慰话，只会埋头去做，累极了还不会说一句抱怨话。小张也加深了对作协的一片深情，直把南华门胡同当成了自己家。”
　　上述两段，描写了大家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共同拼搏、一起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赵瑜的这种写作姿态，不仅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边界，更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弥合阶层裂痕的文化启示——真正的融洽，源于对人性复杂性的共同认知与尊重；同时，他还透过工人阶层张选的视角，描摹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日常的生活状态。他的文字既弥合了底层人群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缝隙，又写出了普通基层民众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喜爱和尊敬之情，也间接地描绘出作家为人民写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精神风貌，写出了浓浓的作家情怀，体现出赵瑜借由文字所传递出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追求。
　　赵瑜对乡村的描写就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一般，他笔下的乡村给人的感觉是舒服的、闲适的、顺气儿的，虽然贫穷落后，但是依然有一种顽强向上的生命力、有一种原始粗犷的拼搏感，让农村人读来也感觉热血沸腾，心灵不由自主地为之一颤；让城市人读来也会觉得这个穷乡僻壤竟然有这么多精彩的人物和故事，不由得平添一种敬佩之情。赵瑜的语言和细节描写给残败破落的晋北农村装饰了一抹豪爽之气和侠义之风，有一点类似于武侠小说的那种风格和乐趣，让我们感觉在冰天雪地的山村里依然飘荡着缕缕炊烟，在炊烟笼罩下的小屋里，人们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炉旁，欢声笑语温暖了光秃秃的山川。
　　总之，赵瑜的创作主题具有超越性，无论是对体育体制的批评还是对历史人物的解构，乃至展示乡村人物的奋斗史，其核心始终指向人性关怀。这种普世价值的强调，消解了阶层对立的二元框架，凸显了人类经验的共通性；同时他还给乡村书写提供了一种共情的新范式，延展了乡村书写的宽度和广度。

吕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