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是谁？这是一个在“赵树理方向”提出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仍值得提出的问题。他曾以自己的作品深刻地嵌入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正是在当代文学被不断精英化、都市化的语境中，我们愈发需要回望这位曾“以农民为中心”展开书写的作家，他的语言是“活”的，他的文学是一种与现实和历史深度嵌合的书写实践。赵树理的作家之路与解放区的历史实践紧密相关，从1937年参加抗日战争进入八路军队伍之后，赵树理一直承担的是在农村地区进行宣传工作，目的是用农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到1942年被调入北方局党校调查研究室，由于工作要求用文艺形式总结群众的斗争经验以教育群众，1943年赵树理开始了《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此后赵树理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赵树理被看作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转折时期新话语秩序的代表作家，同时不同于其他需要不断自我改造以适应新秩序的作家，赵树理更多是基于自身生存体验而言浑然天成的写作风格。
　　赵树理的语言，常被冠以“朴实”“通俗”之名，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种口语化、转述式的语言，并非简单模仿“农民话语”，而是一种对现代文学文体的深度反拨与重构。这种并非简单模仿的逻辑也使得赵树理与同时期从新文学语体转型的作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主要是由于赵树理的农村成长经验，以及他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自觉将“评书”“鼓词”乃至民间叙事传统中的“话本结构”引入小说的叙述方法，使文本呈现出一种极强的媒介意识——读者不仅在“读”，更如在“听”一场说书。这种文体革新本质上质疑了现代文学对于“书面性”“抽象化”的偏好，而转向一种可视、可感、可共鸣的叙事逻辑。这种语言策略使赵树理的作品不仅可读，而且可讲、可演，具有极强的“口传性”，这恰恰是他被广泛阅读的重要基础。
　　赵树理对农民的书写，并非以知识分子的怜悯目光进行描绘，而是让农民“自己说话”，由此对农民的书写从启蒙视角的“对象”转换成了可以经由政治实践自我改造的“主体”。在《小二黑结婚》中，“旧婚姻观念与新婚姻制度”的冲突之下实则展现的是农村内部权力与伦理秩序的转型。作品中的人物并非被“启蒙”的客体，而是在矛盾中挣扎、在磨合中生成的新主体。
　　在赵树理笔下，农民既非乌托邦式的“新人物”，亦非阶级斗争图解中的“典型形象”，他们是“活人”——有局限、或滑稽，或保守亦有锐气。在赵树理的创作中，人物与环境是相称的，如周扬的总结，在“斗争”中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赵树理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生活化的细节、“灰色地带”的情节组织，揭示社会变革中个体的内在逻辑。赵树理笔下的落后人物，往往身处伦理矛盾的灰色地带，但他从不急于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与其说他是在“描写人物”，不如说他是在讲述人物如何在一种复杂、摇摆、既陈旧又正在滋生新变化的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正因此，他的写作鲜有“黑白分明”的立场，而多呈现出一种“幽默的冷静”与“讽刺的温和”。这是他人物塑造中极为关键的伦理气质——不粉饰、不猎奇，也不急于谴责。
　　以《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为例，这位在当时被认为代表“封建势力”的母亲形象，今日读来更像是一位陷于自恋幻想中的老女人，赵树理并未将她塑造成一个令人厌憎的“反派”，她之所以“可笑”而不“可恨”，正是因为赵树理始终让她“自己说话”，用她的逻辑自我揭露。我们听到的不是叙述者的评判语，而是人物原生的节奏与逻辑。他通过一系列言语复调与对话张力，让读者在人物的自述中完成了判断，而非由作家代为“说明”。
　　赵树理的“现代性”并非体现在对“个体灵魂”的剖析中，而体现在对“社会结构”“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缠绕关系的再现中。赵树理的叙事结构突破了“主角、配角”二元模式，而转向一种集体化的叙述方式，形成“多声部”的合唱局面，人物在此不再是“功能性”的工具，而是彼此交织、共同作用的社会成员。这种写法不仅展现了赵树理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试图建构一种文学上的“共同体叙事”——一种以村落为基本单位展开的现代叙事图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并强调作家应当“深入生活”“熟悉群众”，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反映社会变革，这一主张，在1940年代形成了对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规范。而赵树理，恰恰是一位将这些方针“生活化”“叙事化”地具象化于文学创作中的代表人物。不同于同时代许多“接受命题写作”的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并不止步于对革命政策的简单图解或宣传，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真正建立起了一套“从农民话语出发”的叙事机制，在结构上贯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精神，但又以极高的语言自主性和艺术自觉性完成了“为群众写”的转化。
　　在今天，我们为何仍需“寻找赵树理的读者”？因为他的作品提醒我们，文学不只是精英的自语，也不只是权力的回声；文学可以是田野间的说书、可以是家长里短的呈现，也可以是一个时代“正在形成的语言”。我们也许难以复制赵树理的成功，但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用心，这不单是一种文学怀旧，而是对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当文学再次面临“谁能说话”“为谁说话”的时代命题时，赵树理，或许正是我们不该忘却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寻找赵树理的读者，正是寻找另一种文学可能。

陈舒遥

编辑手记
文学要扎根生活

　　用“说书人”去冠名一位作家，形象地体现了这位作家的接地气，说明这位作家能与读者、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在文学专业人士的眼里，赵树理的文章一般被定义为“新通俗文学”，这其实只是为区分或评论文章的便利而进行的概念性命名。事实上，文学本身并不存在“高雅”或“通俗”，文学只有“好的文学”或“不好的文学”。
　　那么，什么是“好的文学”？
　　“好的文学”有许多种，比如，兼具思想深度与现实关怀的作品，这类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社会关怀，反映时代精神；比如，能通过故事揭示人性深层的复杂性的作品，这类作品常以尖锐的笔触穿透表象，直指社会与个体的内在肌理；比如，拒绝单一解读的作品，这种开放性使作品在不同时代被重新诠释，保持生命力。
　　比如，赵树理的文学作品。
　　赵树理以自己独特的写作体验、生活领悟来书写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乡村世界，他将民间艺术形式（如评书、快板）融入创作，使作品兼具政治教育功能与艺术感染力。赵树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写作，他不刻意拔高农民，也不掩饰他们的缺点，在他的笔下，农民是立体的、真实的，他们有愚昧的一面，也有智慧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这种真实的刻画，让他的作品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不仅高度契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而且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如通过文学形式参与基层矛盾调解和文化改造。这样的文学，不仅能够深刻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还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和美感启迪。
　　说到底，文学创作不能只是资料的堆砌或凭空的想象，作家还是要踏踏实实地沉下来，扎根现实生活搞创作。

关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