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
新阅读读书会联合发起人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资深书评人

荐书人品读

　　杨晋林的长篇小说《出山》以民国初期山西东峪一带的厨子家庭为叙事核心，通过“东峪的厨子不出山”这一老规矩的打破与重建，展现了普通民众在历史洪流中的觉醒与成长。这部由北岳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小说以一把炒勺、一把菜刀为象征符号，将乡土生活的日常性与抗战历史的宏大叙事巧妙结合，在“厨房”与“战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意味深长的桥梁。
　　厨子阎来锁的形象塑造堪称小说的一大亮点。这个技艺平平却名震乡里的厨师，其人生轨迹恰如东峪那条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滹沱河。作者通过阎来锁在村里“名头很响”却“手艺不咋地”的矛盾设定，生动刻画了一个乡土社会中典型的小人物形象。阎来锁在家暴中展现的父权威严与在村人面前吹牛时的笨拙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双重性格的塑造，既真实反映了乡土社会的复杂人际关系，也为后续人物在抗战中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日常生活的诗意呈现

　　小说开篇对东峪乡村生活的描写充满诗意。作者用“吊在阎家祠堂门口那棵老槐树上的大铁钟”来比喻阎来锁的名声，以“隆祥斋刚出炉的槽子糕”形容阎来锁的吸引力，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比喻生动勾勒出一个封闭而自足的乡村世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对百丈崖下村民闲谈场景的描写，通过“叼着旱烟袋”“搓脚趾头缝儿里的泥垢”等细节，将乡土生活的粗粝与温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诗意乡村的表象下，小说也展现了乡土社会残酷的一面。阎来锁对儿子阎守富的暴力教育令人触目惊心，“每抽你一巴掌，五根指头起码有四根，让你的颧骨硌得生疼”这样的描写，将乡土父权的暴力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将这种暴力美学与后续抗战中的暴力场景形成呼应，暗示个体暴力与社会暴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身份觉醒

　　“东峪的厨子不出山”不仅是一条行业规矩，更是一种文化隐喻。小说通过这条规矩的打破与重建，展现了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的转型。阎来锁最初是被迫“出山”的，这种被动性体现了乡土社会对现代性冲击的最初反应；而到后期厨子们主动“出山”抗日，则标志着乡土文化中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这种觉醒过程在阎家父子关系的变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阎来锁对儿子的暴力管教，本质上是对传统父权秩序的维护；而儿子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则是对这种秩序的颠覆。小说通过这种代际冲突，巧妙地展现了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转化过程。

地域文化的鲜活呈现

　　杨晋林在《出山》中延续了他一贯的方言写作风格，“嘚吧嘚吧”“糊弄死人”“狗肚里去了”等山西方言词汇的运用，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三晋地域特色。这种山西方言写作不仅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感，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表现人物性格和乡土文化的重要工具。阎来锁的语言粗俗直白，与他的厨子身份和性格高度契合；而村委会主任阎老实等人的语言则体现出乡土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方言的运用并非简单的语言移植，而是根据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需要进行精心设计。例如阎来锁教育儿子时的方言粗俗而直接，反映了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而在与村人闲谈时则显得夸张做作，暴露了他爱吹嘘的性格缺陷。

抗战叙事的创新与突破

　　在抗战题材小说创作中，《出山》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不同于以往抗战小说中英雄人物的塑造，杨晋林将镜头对准了最普通的厨子群体，也即是小人物。这些曾经“伺候活人”的厨师，在民族危亡时刻转变为“伺候”民族生存的战士，这种身份转换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小说对抗战历史的书写也突破了简单的敌我二元对立模式，通过描写厨子们从被迫出山到主动出山的转变过程，展现了中国民众抗日意识的逐步觉醒。这种觉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经历苦难、挫折和反思后逐步完成的，因此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正如小说标题“出山”所暗示的，这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突破。